《維庸之妻》講述瞭我和詩人丈夫大谷的故事。作為傳統女性的我，面對丈夫酗酒、亂性、逃避現實的生活作風，始終默默忍受，盡心操持傢庭（對丈夫必然抱有其幡然悔悟的幻想），並在債主上門之後，主動提出在酒館打工以還清欠款。此時，我對人世的認識尚停留在粗淺的階段，習慣以“善”來看待世人。然而在酒館打工期間，我不斷目睹人們種種不道德的行為，漸漸明白時勢之艱難，思想之墮落。特別是在被丈夫的崇拜者奸污且疾呼神明出現未果之後，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在如此混亂的時代，在人人視道德為昨日之物的時代，要想活下去，隻能自己保護自己。而保護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忘卻道德，不擇手段（盛世才論道德，戰亂隻求溫飽）。

頗具諷刺的是，當丈夫終於看見我的付出愛上我之際，並無意間透露搶錢的目的是為瞭讓我和孩子過個新年，我卻已經無動於衷，隻是以絕望而平靜的口吻回答道：“管他是不是人面獸心。我們隻要活著就行瞭。”這句話的潛臺詞也許是：“你搶錢也好，殺人也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實實在在弄到錢。隻有弄到錢，我們才能活下去。”

面對時代的車輪，我們舉起手臂抵擋，卻隻是徒然地看著車輪從身上輾過。個人微如草芥，獨善其身者畢竟少之又少。為瞭生存，大多數人不得不隨波逐流。有時並非我們想茍於世俗，而是不得已為之。

太宰治身處二戰之後的日本，切身感受到戰後日本經濟、政治、文化的巨變，作品裡的人物總是力圖在陌生的環境尋找到自身的定位。無論《斜陽》裡的直治還是和子，或是《維庸之妻》的我。不同的是，找不到歸屬的直治選擇自殺，和子沖破世俗遵循內心而活，我則站在瞭和子的對立面。

文學畢竟有別於現實。太宰治沒有交代，和子最後依靠什麼生存，而我結束內心的掙紮過程，也未免太過草率。事實上，和子和我的結合，才是大多數人的狀態。我們一方面在生活的泥沼裡沉沉浮浮，一方面無法舍棄內心的堅持，哪怕為周遭的人所不理解。浪漫與現實，是兩條相互交織的線，貫穿瞭我們短暫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