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入者按

薩孟武先生，留日期間信奉國傢主義，是《孤軍》雜志的重要筆桿子和後來的主編，回國後向蔣黨右派靠攏，從蔣黨內部反對國共合作。

第一部分，薩老師還算厚道，承認瞭中國社會沒有什麼特殊性，階級壓迫是普遍存在的。第二部分，薩老師雖然承認瞭階級壓迫存在，但是指出階級鬥爭將“日陷社會於紊亂“，這· · ·第三部分，薩老師彈一彈“歷史周期律“的老調子。第四部分，薩老師話鋒一轉，畫風突變，為我們指明瞭“教育救國“、促進”階級融合“的康莊大道· · · ·

這篇文章，完美反映瞭薩老師的：將蔣黨改造為“為一邊吸收工農群眾制約有產者，一邊利用有產者牽制工農的過激行為，以此教化改造民眾“的超階級黨派，這一擰巴理想。從第二、第四部分可以看出，本文的立足點就在於：撲滅工農力量的火焰，再進行教育、改良，至於蔣黨右派給不給你這個條件，以後再說· · · ·

李星按

薩孟武，福建人，日本帝國大學畢業，發起愛國反共青年知識分子社團“孤軍社”，1927年率眾參加國民黨政治部宣傳處，1928年在南京中央軍校政治部任職。1949年去臺，曾任臺大法學院院長。

本文的特點，是承認階級社會的現實，並提出勞資的矛盾要彌合。這在1926年共產主義群眾運動迅速發展之際，屬於不得不回應社會改造的呼聲，同時堅守資產階級的政治底線，即統治地位不容動搖。）

中國社會之階級鬥爭

薩孟武

《獨立青年》1926年第7期

（一）中國社會之二大階級

馬克思曰：『從來社會歷史，無一不為階級鬥爭之歷史，自由民之與奴隸，貴族之與平民，領主之與農奴，行東之與工匠，統而言之，壓制階級與被壓制階級，從古至今。常相反目，繼續其明爭暗鬥，全社會或因此而改變，兩階級或因此而俱亡。』餘初不以斯言為然，至少亦主張其不能適用於中國。及研究中國歷史，乃知中國社會，名為平等，實則無形之中，亦分為二種階級，而此二種階級又復明爭暗鬥，不絕史上也。

世上學者多以財產為階級之標準，然此乃與實情不合，蓋印度之婆羅門常作清貧生活，然又不與貧窮之首陀羅屬於同一之階級也。若由吾輩觀之，則階級雲者，在政治上乃以主治與被治為標準，在經濟上則以間食與勞動為標準，明乎此者，則中國之有階級，亦可一望而知之矣。

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常分士農工商四種人物。士有治人之權力，又有間食之權利。至於三者則惟用其勞動以求衣食，且又被治於人。孟子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孟子所謂勞心之人即指士人階級，勞力之人即指農工商等庶民階級。士人階級食於人故為間食，庶民階級食人故當勞動。孟子一言，已將中國社會分為二種階級，何世人尚稱中國社會為平等乎？

餘意中國社會分為士人與庶民二種階級者，乃在孔子之後。孔子以前，士農工商尚為平等，故舜舉於畎畝，傅說舉於版圖，呂尚舉於濱。蓋當時社會尚未發達，治人者不須專門知識，故平日不必放棄勞動，而專心研究知識也。及乎周代，文化彬彬，治人者不能不講求行政之法，故當時列國將相，率皆出自名門，至以販五羖之百裡奚而為秦相，則渺渺不可多見。及乎孔子一出，遊說諸侯，談論政治，門下有弟子三千，是三千者平日皆在孔子之門，未操勞動者也。於是士人階級乃於庶民階級有所區別，且與政治有所關系矣。

或謂：士人階級與庶民階級之區別，在於知識之有無，故任何一人，若肯努力，皆可利用自己知能，進入士人階級。此言固有一面之理，然細察之，則人民欲由庶民階級而進入士人階級也，當有高尚知識，而欲得高尚知識又當有餘閑時間，不必仆仆勞動，而此惟傢有恒產之人所能為。然中國經濟組織，極其幼稚，人民非置身宦途者毫無致富為途，故巨商豪農，非其本身為官吏者，必其父兄曾為官吏，不然者亦與官吏有特別關系。故制度上，人民求學雖甚自由，而實際上，則惟士人之子，始有為士之機會。於是士人階級永為士人階級，庶民階級永為庶民階級。中國社會之二大階級，遂為固定的永久的，牢不可破者矣。

（二）階級之乖誰

中國社會既分為二種階級，然此二種階級能互相協助以謀社會之進化乎，抑日事鬥爭而陷社會於紊亂乎？是誠不可不察也。夫社會上既有二大階級而欲求其和衷共濟者，必須其有共同意識而後可。而二階級之有共同意識者，又須其有共同利害關系而後可。今中國之士人階級與庶民階級之利害關系果能一致乎？

數千年來，中國社會之組織乃以皇帝為中心，其外環以士人階級，更外環又環以庶民階級。此士人階級上佐皇帝下治庶民，而有治於人之權利。換言之，士人階級乃直接與皇帝相結，而為治者，用皇帝之力，征收租稅以作自己之生活資料也。故士人階級若能受知於皇帝，即可發揮自己才能，而登社會上重要地位。反之，若不受知於皇帝，則雖軼才過人，亦必堙沒無聞，時或困屯以死。是以士人階級與皇帝之利害關系，常較其與庶民階級之利害關系為深。更極端言之，即士人階級之利害，惟與皇帝一致而與庶民毫無關系也。中國士人階級與庶民階級之利害關系既不一致，故二者亦無共通意識，而且結果則生出二種現象焉。

第一，中國政治全為士人階級之政治。士人之榮辱貴賤，既惟視君主意向如何，毫與庶民無關。由是在學之時，不必講究人民利病何在，一旦身列朝廷，亦不必講求經世濟民之方，若能仰承懿旨，即可長保其位。故中國有忠君之道德，而無懷民之道德。有時庶民階級雖受政治之恩澤，然其恩澤亦僅為間接作用。蓋士人階級之惟一道德，在於忠君，而忠君之法，又莫良於謀君位之安固。然此則惟舉行仁政，以博民心之信賴，最為捷徑。士人階級以忠君之故，間接利及庶民，非本為庶民利益計。而行仁政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謹之以庠序之故，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此言甚似謀庶民之利益，然其結語乃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即儒者之言王道，亦以君王利益為直接目的，至於庶民利益，不過為其間接作用也。

第二，中國文化全為士人階級之文化。據社會學者之言，一種社會之上，常分治者階級與被治者階級二種。治者階級，資產豐富，知識普及，故其理性甚見發達，又有自己階級所特有之社會的感覺。反之被治者階級，多無教育，故一面缺乏理性，他面又無自己階級所特有之社會的感覺。此治者階級所特有之社會的感覺發揮之時，即為該時代該社會之文化。然治者階級又非自創文化乃假藉知識階層，加以保護，使其發揮治者階級之社會的感覺而創造文化。今中國知識階層即為士人階級，而士人階級又為治者階級，故其所發揮至文化，乃其自己階級社會的感覺。而士人階級之社會的感覺，可用『文章感覺』四字表之，即尊重文章之情，希求文章之念，並以文章為最上之力，皆系士人階級之社會的感覺之中核也。且士人階級又與庶民階級無共通利害，故亦不能意識庶民階級之社會的感覺而代為發揮，由是中國文化遂脫卻民生問題，而帶有一種文章的色彩。此所以詩文歌賦日見發達，而經濟各種學問，乃衰微不振也。

（三）二階級之鬥爭

社會若為階級所組織，則任何時代，必有階級鬥爭之事。但階級鬥爭之能現為社會的重要勢力者，乃在於特定的時代。詳言之，即被治者階級中之一階級，漸有實力，欲得治者之地位，而與舊治者之階級，『從事鬥爭之時代也』。在此時間之內，階級鬥爭甚為明瞭，其他則常行於暗鬥之中。如斯時代為社會進化之轉換期又為文化發展之轉換期。吾於中國歷史得二期焉。其一為戰國時代，蓋此時士人階級欲得治者之地位，而與貴族階級從事鬥爭也。其二則為現代，蓋一般庶民階級欲得治者之地位，而與士人階級從事鬥爭也。士人階級與庶民階級之鬥爭，今可不論，至於庶民階級與士人階級之鬥爭，則可分為平時與亂時二種。平時之鬥爭，常分為下列三種現象。

（一）政治上之鬥爭 在專制國傢，一般人民本無參政之權利，其能參政者，須先獲得官吏之身分，然欲得官吏之身份，須先有一定之資格。此一定之資格，在於中國，則為科舉。然登科之人，乃限於士人階級，蓋如前所言，惟士人階級始有求學之機會也。

（二）法律上之鬥爭 古代法律，常為特權階級所獨占。獨占之法，或難其法文，使人不易瞭解；或秘其法文，使人不能知悉。中國士人階級獨占法律，則常用此二法。中國文字本甚難澀，而法律之文字，難澀尤甚，故一般無學之民，縱令法律公佈於世，亦不能解。然士人階級乃更進而不欲公表法律，鄭子產鑄刑書，叔向詒書責之，此後法文之秘密，遂為學者之公論，其一例也。若就法律之內容觀之，則尤有利於士人。禮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即謂士人在刑法上有特典，而庶民在禮法上乃無權利也。

（三）經濟上之鬥爭 士人階級，全為一種消費階級，其衣食之途，乃分潤君主之租稅。故常利用其租稅權以臨人民。一面刮索民膏，以利自己，他面又有免稅之特典，故中國有生產稅而無消費稅，蓋士人階級為消費階級，其他庶民則多系生產階級也。此外又用道德觀念，主張人民有奉養士人之義務，如唐代大儒韓愈所謂：『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於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即其一例也。

此種壓迫庶民之狀，超出一定程度時，必招庶民之怨。但中國庶民多無知識，而階級意識亦不發達，故其怨恨士人乃對於特定之士人，非對於全部之士人，其反抗士人乃對於特定之士人，非對於全部之士人。此獨勞動運動初期，工人常用其個別之力，以抗個別之資產傢也。反抗之極，則常問其矛鋒於士人宗主之皇帝，蓋在知力不甚發達之人。惟有皇帝觀念，而無士人階級之觀念，以為一旦推倒皇帝，虐政自可消滅也。故歷代朝廷更迭之際，首先發難之人，常為草莽之士，至於士人階級必取傍觀態度焉。

歷代發難之人，常為草莽之士，此時士人階級之態度又如何平？簡單言之，即最初皆采傍觀態度，其後則其中一部分，仍與舊皇帝相結，致其忠誠，其他一部分，則知大勢已去，乃投身於庶民階級，反抗舊日之君主，又於庶民階級之中覓一新人，稱為真命天子，而代為奔走。此所以庶民階級，雖演叛亂之慘劇，顛覆皇室，然不旋踵又為士人所欺而奉載一新皇室也。中國二十四史之進行，其原動力全在於此。

（四）二階級之融合方法

二種階級既從事鬥爭，然則吾人當如何而可乎？豈運命所在，二階級將『因此而俱亡』乎？抑或社會可『因此而改變』乎？若就目前之狀態觀之，則士人階級已由過剩之現象，而生停窒之現象，更由停窒之現象，而生滅亡之現狀。換言之，士人階級將次滅亡，反之庶民階級，則漸次抬首，欲取士人階級之治者地位而代之。不過庶民階級之中，誰可獲得治者地位，——有產者之工商階級乎？抑或無產者之勞動階級乎，是不能不有問題耳。

此種問題，今不可不論，若就其融合方法言之，則吾人應當解決者，則為教育機會之均等。按人類知力先天的本系平等，——縱令不平等亦庶幾近於平等，——至其後天的優劣，則關系於教育之良否，而教育之良否，又關系於財產之有無。富豪子弟，當其脫離襁褓也，保姆調之，師長導之，誘掖薰陶不遺餘力。而貧賤子弟，則日出而作，日沒而倦。二者齠年時代之教育，既如斯矣。及其壯大，則富者入中學升大學，或遊外國廣其見聞，或就巨匠，成其大作，此間費用，至少當費萬金。貧賤之人，有此能力乎？此所以今日知識階級多出於中等以上之傢庭，而無知細民，率為貧民子弟也，此果天性所致乎？抑人為之力乎？

夫教育之有無，既由財產之多少而定，則吾人欲打破士人階級與庶民階級區別標準之『知能之有無』者，當先實行教育機會均等主義而後可。否則社會上『治』與『被治』雖不以知能為標準，然士人階級亦必利用其知能，欺凌一般人民也。

然教育機會均等主義亦不易實行者也，今日各國多設義務教育制度，強迫兒童進學，而不征收學費。此即實行教育均等主義之一部分。厥維德國於新憲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曰，『聯邦，邦，及公共團體，當施設公共方法，使無資之人，得入中等及高等學校。又兒童認為適合於中等高等學校之教育者，聯邦，邦及公共團體，對其父母，尤當補助學費，至其卒業為止。』即提高教育機會均等主義於高等學院也。吾望中國教育傢對此問題，亦稍加註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