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写湖南，写王夫之。

王夫之，因隐居船山，也称王船山。

他可以很好写，也可以很难写。

很好写，只要写出这两个点就行。

1、王船山很牛逼

2、近代湖南人乃至中国人，都因王船山而牛逼

写出这两点，这篇文章就能结束了。

比如说王船山到底有多牛逼呢？

——张岱年：王船山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

——熊十力：儒者尚法治，独推王船山，船山固东方之孟德斯鸠也。

——谭嗣同：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曾国藩：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秉刚直之性，真命世独立之君子。

——美国学者布莱克：“对于那些寻找哲学根源和现代观点、现代思想来源的人来说，王夫之可以说是空前未有地受到注意。”

——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其中有四位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依次是：德谟克利特、王夫之、费尔巴哈、马克思。

西方学界将王船山与马克思并列，这是西方学界第一次如此高标准认定中国哲学家。

比如说王船山对近代湖南人乃至中国人，影响有多大呢？

——章太炎分析辛亥革命成功思想源头时说：“船山学术，为汉族光复之原。近代倡议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端在于斯。”

——新儒家代表熊十力也认为：“清季学人，都提倡王船山民族大义。革命之成也，船山先生影响极大”。

——梁启超：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就连教员的老师扬昌济，都深受影响。

——“王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

不愿成佛，愿见船山——这是人们对王夫之的最高评价。教员的恩师杨昌济一生景仰王船山。杨昌济对王船山的认识深深影响到以教员、蔡和森为代表的一大批五四进步青年

教员称赞王船山“开一代风气之先”，“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的影响”，建国后数次亲笔题写“船山学社”。

教员到达延安后，开始从理论上探寻中国革命成功之道，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写作“两论”时，教员曾写信给长沙师友，请其找寻王夫之的哲学著作。教员的成功，根本一条就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播种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其中也有船山思想的无形影响。

王船山推崇豪杰圣贤的刚健精神，认为杜甫总是哀叹牢骚，像个柔弱女人一样，没有刚健大丈夫的气象，所以王船山很贬低杜甫，教员也受王船山的影响，他说过：“杜甫的诗有的好，大多数并不怎么样，不愿看杜甫、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

是的，都不用岱岱详细的分析，光凭这些声名显赫的人物和西方学界对王船山的推崇，大家就可知道王船山有多牛逼。

光凭这些近代史牛逼哄哄的人物如此受王船山影响，大家就可知道王船山影响近代多么强烈。

连教员这样的千古伟人，都如此推崇王船山，都在船山遗学中受益匪浅，可想而知的牛逼哄哄影响巨大。

那么，搞清楚以上这两点，王夫之的文章就能到此结束了？

是可以结束了。

但是，岱岱不满足。

岱岱一向喜欢上帝视角，全球格局。

别人写王夫之，最多从明末写到新中国，从曾国藩深受影响，写到教员深受影响。

但是，岱岱不满足。

因为岱岱探索后发现，王夫之是剖析中国几百年国运的一个绝佳切入口。

要研究透王夫之，需要有一个概念，两个维度。

一个概念，就是中国版本的思想启蒙运动。

两个维度，就是横向和纵向。

一、一个概念

西方能产生科技革命并步入现代社会，思想启蒙运动居功甚伟，基本上当代西方建国的思想理论和人文通识，都源于几百年前的思想启蒙。

——启蒙运动，指发生在17-18世纪的一场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的又一次伟大的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法国为中心，其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用理性之光驱散愚昧的黑暗。这次运动有力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宗教愚昧及特权主义，宣传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理论准备和舆论宣传。

我们中国人常常恨，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思想启蒙运动？

其实这个说法不太准确。

因为几乎在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同时期，中国也有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是的，就在明末清初。

侯外庐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认为中国启蒙思潮始于16、17世纪，表现为何心隐、李贽、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颜元等人强调教育、自治和自由的思想主线，指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特点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具体反映（见明清实学）。

萧萐父进而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问题讨论中阐发了关于明清之际文化思潮性质的观点，肯定明清之际反理学思潮的启蒙性质，指出和欧洲一样，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伴随着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而出现的，并且发展成为17世纪强大的反理学思潮，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分别以李贽、王夫之、戴震为代表，体现为个性解放思想、初步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精神三大时代主题。

是的，明末清初时代，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几乎和欧洲同时期，甚至还早了50年。

1644年，明亡

顾炎武，1613年—1682年

王夫之，1619年—1692年

黄宗羲，1610年—1695年

朱舜水，1600年—1682年

方以智，1611年—1671年

欧洲思想启蒙运动

孟德斯鸠， 1689年—1755年

伏尔泰 ，1694年—1778年

狄德罗 ，1713年—1784年

约翰·洛克，1632—1704

卢梭 ，1712年—1778年

康德，1724年—1804 年

霍布斯，1588年—1679年

哲人说，历史多次证明，天才总是成群的来，成群的走。

在欧洲天才闪耀人类星空掀起思想启蒙运动的时候，东方也有一群天才在跃动。

西方这些启蒙思想，大家都知道，关于人本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还有社会契约论，关于建国理论的三权分立，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介绍下东方明末清初的思想运动。

1、华夷之辨

这个当然是最主要的，明亡清兴，异族统治，剃发易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个时代的汉族读书人怎么可能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呢？

三大儒里面，王船山是华夷之辨最强烈的，黄宗羲后来让自己的儿子投靠清朝，但王夫之至死都不投靠清朝。

甚至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极端到了民粹主义的地步。

王船山将孔子的华夷之辨发展到了种族偏见，让种族代替了价值判断，似乎华夷之分是天经地义的。他说“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

在王船山著作的语境里，夷狄是他骂人的话，类似于“畜生”，他评论历史人物的不好，说的最严重的定语就是“此人和夷狄一样”。

因为其他两大儒在民族意识上，还不是那么的激烈，所以其他两大儒的著述在清初还能部分选择性发行，两大儒得以享誉海内。

王船山知道自己的书有多“反动”，一出书就要被清朝诛九族，所以他500万的著述都是家族内部传阅，他在学术上也完全与官方乃至与江、浙、中原学者断绝往来，他严格告诫子孙：“尽藏其书，二百年后乃可出。”

以至于清代初中期的读书人，只知顾炎武黄宗羲，而不知王船山，船山遗学仅在湖南士人的核心圈子里小范围流行。

直到徒子徒孙的曾国藩，打下太平天国的南京后，才被第一次公开刊登出来，让船山遗学在200年后公开于世间。

2、痛斥儒学空谈和门户党争

华夏陆沉之后，明末三儒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皆痛感明末士大夫空谈心性，不重实际，“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根本不懂经世致用，不会办实事只会党争而导致明亡。

“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干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

明末的三大儒，不约而同将矛头直指在他们心中造成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王阳明：

顾炎武说明朝因王阳明一人而局势大乱：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有百余年之久者，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讲危微精一之说。”——顾炎武《日知录》

我们的王夫之，更是痛骂王阳明的心学导致党争亡国：

“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张子正蒙注》序论

就黄宗羲比较客观。

黄宗羲说，王阳明的心学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王阳明的徒子徒孙。

“阳明心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前言

黄宗羲帮王阳明说话，说阳明先生是讲究知行合一的，从来没空谈，但他的徒子徒孙过于偏重心学中“心外无物求诸己身”这个概念，过分追求“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导致心学发展走上了空谈的邪路。

让明末的心学成为一种完全修身养性的学说，类似佛教的禅宗，无法经世致用的理论。

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宋明理学那里只要通过以身作则，教化百姓，君王正心就可以天下大治，这显然在现实政治的残酷面前多少有些幼稚。

黄宗羲这一点是对的。

日本明治维新那帮人很多都是心学的信徒，但他们没有空谈成性，因为阳明心学传到日本的时候，泰州龙溪等徒子徒孙们还没改掉心学本来面目，所以日本的心学没有脱实就虚。

明末清初的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如此批判王阳明的心学，不是和王阳明过不去。

而是鉴于明亡的教训太惨痛，他们要改革儒学中的空谈党争，所以对心学开炮。

明末对王阳明的批判，影响很大，直到清代中期，“海内士大夫，以宗阳明为耻”。

阳明心学再度在中国找回地位，是留日归来的蒋介石时期的事了。

这里岱岱要特意指出这一点。

——清代经学家并没有停下批判宋明理学的脚步，他们继承了明末清初三大家的经世致用思路，希冀在故纸堆中重新发掘儒学的意义，即“廓清宋明，直归孔孟”，想排除宋学脱实就虚的错误。

而在同时，聪明的乾隆看到了汉学（也就是经学）在民间的影响，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一方面成立四库全书馆，给经学家们良好的条件去引经据典，整理国故；另一方面乾隆用过烈的文字狱压制经学家们的质疑精神和政治实践。也因此经学家们只能在小学训诂上下工夫，而清代经学的顶峰就是著名的乾嘉汉学。

这种乾嘉汉学比后期的阳明心学还无用，完全就是雕虫小技，是A4雕花术，中国最聪明的一群人，天天就在故纸堆里翻来翻去，无益于社会治理，无益于发展科技。

在清朝的思想钳制下，汉族读书人想突破儒学的脱实就虚，但最终失败，陷入更空谈无用的死地。

而上面提到，王船山的学说因为极度反清，没公开发行，只在湖南士人的核心圈流行，为楚湘士人的精神导师，并没有外露到别的省份。

而王船山是当时硕果仅存的，讲究经世致用的实学。

两者结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别省读书人都在卷八股文卷考据学，只有湖南读书人在研究政治制度，研究军事用兵，曾国藩打呆仗结硬寨是因为他懂营地防御设施的建设，懂军事工程学。左宗棠有商业意识所以扶了一个胡雪岩，甚至左宗棠连水利学都专门研究过，结果这类知识被左宗棠用在了新疆屯垦的农业建设上。

人比人气死人，清后期的湖南读书人，对别省读书人，那就是降维打击啊！

清朝后期为什么都是湖南人打仗湖南人干事？为什么是湖南人能人辈出稳压全国？

就是这个原因！

不是湖南士人天赋异禀比其他省的人更聪明，而是其他省的士人都卷错了赛道做的都是无用功，只有湖南读书人走在正确的赛道上，一遇乱世自然大放异彩。

“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这是思想优势，当然还有物质优势。

这个都是学界说烂的事了，岱岱写也不是原创认知，所以转发补充下。

3、反对君主专制，初步人本思想

——黄宗羲提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的君主是人民的“寇仇”与“独夫”，宣布“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否定了君为臣纲的封建教条，主张通过学校和实行法治来监督君权。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从而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理想。

——王夫之的“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均天下”主张，王朝中国是一姓之私，代兴代废。唯有文化中国，从炎黄至今，贯穿中国历史始终，只要守住中国文化，捍卫了中国文化价值，中国就永远不会败亡。顾炎武的以“众治”代“独治”，扩大郡县守令职权的主张，都是限制君主专制，追求人民权力的思想体现。

这是很难得很难得的事。

儒学的宗旨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专制是儒学绝对的政治正确，“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明君思想更是一代代读书人的思想钢印。

当年欧洲为了突破宗教统治爆发了多少论战，死了多少人啊。

明末清初的他们竟然敢跨越儒学这个绝对禁区，真的是给我太大的震撼和惊喜了！

可以这么说，如果明朝没亡，这些思想家是不可能激进到如此的地步的。

没办法，明朝的皇帝太辣鸡了，除了少数几个有水平外，其他的万历天启是一个比一个的辣鸡。

如果明朝多出几个明君振作国势，这帮思想家还会走儒学的老路子，抱着明君思想维护君主专制，但明朝皇帝过于辣鸡导致被小不点一样的满清给灭了，让当时的思想家集体反思这种君主专制的弊端。

4、突破了传统的“重农抑商”，认为农商都重要

儒学重农抑商几千年，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及社会巨变，却迫使著一批精英士大夫对旧有的政治经济学说进行重新思考。

明末读书人是抗清打仗过的，王夫之就曾当过南明的军师幕僚，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你懂的，这些思想家否定心学的空谈心性，要儒学经世致用，懂干事能干事，就必然将商业地位提高。

其他还有物理学的综合认知， 还有三教统一的突破，这些也是明末清初的思想结晶，就不多介绍了。

二、横向维度

以上，是介绍那次思想启蒙运动，是介绍清楚概念。

现在，让我们进入维度比较，横向维度。

现在的我们知道了，东西方几乎同时发生了思想启蒙运动，但西方的思想运动如火如荼越演越烈，最终让欧洲乃至人类都进入到了新纪元，而东方的思想启蒙运动则戛然而止。

是的，西方越演越烈，东方戛然而止。

为何？

主要原因两个。

1、清朝打断历史进程

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巅峰，是集大成者。

满清为了维护统治，自然对汉族进行思想阉割，硬的有文字狱，软的有借四库全书修书而毁书。

可以说，如果南明能和满清划江而治，维持几百年统治，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运动，还能继续下去有所发展。

历史多次证明，中国只有乱世才能有理论的百家争鸣，才能有思想的突破创新，统一后就是一管就死。

更别说这个统一的政权是满清这个异族统治了。

所以中国版本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清朝建立后，也就戛然而止了。

2、西方主要推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东方主要推动力是亡国的刺激

这点是最根本的。

明末虽然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相比同时期的欧洲还是孱弱。

西方启蒙运动是典型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为了继续发展生产力需要改革生产关系，于是发动了思想启蒙运动。

而东方这批思想天才们，则是受异族侵略统治的刺激，华夏读书人因此“天崩地裂”的乱世，而产生了对儒学权威对封建专制的一系列质疑挑战。

所以你看明末三大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他们最强烈的主张都是华夏夷狄论，然后才是对君主专制的攻击，对儒学的突破。

他们对君主专制的攻击的确带有朴素的民本思想，和卢梭伏尔泰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有一定的相似。

但终究不是彻底的民主思想。

原因很简单，如果明朝没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满清怎么可能坐朱明的江山？

是的，即使后面农民军帮助南明抗清，但当时士大夫，都是怨恨这些农民的。

时代注定那代中国思想家群体，无法脱离儒家君子小人的分野，孕育出真正的“人人平等”思想。

比如王船山到死，都敌视农民起义。

也因生产力局限，东方的思想启蒙家并没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们没有打破儒学对科学技术“奇技淫巧”的桎梏。

比如王船山就不相信地圆说，他认为地圆说是利玛窦靠天文望远镜的观测结果“死算”出来的。

中国那次思想启蒙运动，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但依然是朴素的，不是科学的。

有人民为重的论述，但只是论述而不是“人人平等天赋人权”的理论体系。

反对君主专制，但没有成熟的“三权分立”“君主立宪”等制度设计理论。

有讲究实用的经世致用，但忽视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简而言之，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具有明显且强烈的局限性。

就算满清的阉割不成功，中国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也注定无法再往前走远走深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运动的基础在异族侵略统治的刺激上而不是生产力的发展上，就注定无法走远。

一句话就能解释：

1644年明亡清兴，随后清朝闭关锁国。

1698年，瓦特发明蒸汽机，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欧洲爆发。

就像大航海运动，东西方几乎同时开启了大航海，大明航海远远领先于欧洲。

但建立在朝贡体系上的郑和下西洋，虽然开始就强大无比，但最终昙花一现。

建立在商业殖民体系上的欧洲大航海，虽然开始落后弱小，但最终引爆全球。

东西方几乎同步的思想启蒙运动，和几乎同步的大航海，结果都是中国可惜了。

这一点，是直指中国思想启蒙的本质，岱岱特意圈出的。

以上这些，就是看王船山的维度之一，横向的维度。

二、纵向维度

将王船山等人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启蒙运动，和横向的几乎同时期的欧洲思想启蒙运动，做对比。

才能跳出船山看船山，跳出中国看中国。

这就是第一个维度，横向维度。

现在，我们开始第二个维度。

纵向维度。

这个维度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只是没人去点破罢了。

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一直以来说的都是近代的新文化运动。

以陈独秀创建《新青年》为标志，特点是引进西方的民主科学。

其实，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有上下两场。

上半场，是明末清初时期以王船山为代表的思想启蒙，到清朝结束统治。

下场，才是陈独秀开启的新文化运动。

上半场怎么这么久？持续200多年？

我们都知道，王船山的书在200年内都没有流传世间，是太平天国覆灭后才公布的。

而那次，带动了中国绵延20年的晚明热潮——"无报不谈明末事"。

这个现象，有本书详细的描述了：

在1898－1918年间，有一股晚明热潮，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在谈论晚明之事。

这本书详细的介绍了当年的盛况和原因。

1、曾国藩的政治需要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利用自身名望，给王船山等晚明思想家宣传，打响了晚明热的第一枪。

2、革命党人的政治需要

曾国藩宣传船山，用其经世致用理论，来搞圈子文化建设，和推进洋务运动思想建设。

后来甲午战败，宣告洋务运动失败，革命党人兴起，他们接了曾国藩的棒，更加卖力的宣传王船山。

为何？

因为王船山在曾的努力下已经是当时的大热IP，用现成的省去了新IP的推广成本。

而王船山是几百年来最反清的大家，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革命党人追求的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以王船山他们不遗余力的推广和重新定义。

——近代以来人们对于船山的理解，往往受到两个前见的影响:一是重视船山的民族论，将之作为排满革命的理论宣传;一是将船山看做启蒙的思想家。

——无论是谭嗣同、梁启超，还是郑孝胥、章太炎等，都因为自己身处的时局而拿着南明史来做文章的具体行为，比如谭嗣同身为湖南人便不停宣传王夫之，又比如梁启超为了启发民智便歌颂黄宗羲，而郑孝胥作为满清遗老则以明季遗民自比，章太炎又因排满而大力宣传南明抗清。

这放现在，就是革命党人在舆论阵地上做反清准备啊。

所以，知道为啥那20年有声势浩大的晚明热了吧。

那20年是以湖湘集团为代表的汉族力量壮大的20年，更是革命党人谋求推翻清朝统治的20年，他们不约而同鼓动起思想舆论界的晚明热。

而王船山因为有曾国藩和革命党人的接力捧场，所以在那20年晚明热中是独领风骚，地位和讨论热度远高于黄宗羲和顾炎武。

了解完那20年的晚明热，大家才对思想启蒙运动有上半场的认识。

王船山那些明末清初思想家，一辈子都在反清复明。

他们终其一生都没成功，但他们留下的思想火种，在200多年后被革命党人当做武器，激发了全国全民的反清意识，成功杀死了清朝统治。

马克思的话无比应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从1644年的明亡，到1912年的清灭，这是场持续268年的思想启蒙运动，他们的生命早已逝去，但他们的思想却一直在战斗。

两百多年里，有思想运动的戛然而止，有乾嘉学派的穷途末路，有湖湘士人的火种传承，有革命党人的大声疾呼。

最终，这场暗流涌动了268年的思想风潮，成功终结了满清的统治。

王船山们，是失败于当时，但成功于后世。

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等老先生们，最终和后人一起，完成了反清大业，他们是汉人的脊梁，他们可以含笑九泉了。

这，就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上半场。

那么问题来了，清朝被推翻后，中国就迎来春天了吗？

没有，推翻了封建主义后，中国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敌人。

是的，帝国主义。

这时候，汉族知识分子还能继续用王船山等人的思想武器，去和帝国主义斗争吗？

不可能啊。

上面已经说了，王船山等人虽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具有一定启蒙价值，但有强烈的局限性。

在200年前，王船山等大儒就已经比不过同时期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了。

而欧洲思想在这200年还是不断进步的。

200年前就已经打不过了，200年后更不可能打的过了。

中国用王船山的经世致用搞洋务运动可以，用王船山的华夷之辩搞驱除鞑虏也可以。

但无法用具有时代局限性的王船山去搞开启民智，去搞民主科学，去搞现代思想启蒙，去建设现代国家。

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惨败，从北伐成功到袁世凯复辟，当时中国任何一个有识之士都明白，中国已经无法靠对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来渡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的乱世危机，来带领国家走向独立富强。

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要想成功，只能向西方学习！

1912年，清朝灭亡，反清大业完成，王船山热和20多年晚明热的历史任务，随之完成。

三年后。

1915年，陈独秀创建《新青年》，高举向西方学习“民主科学”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诞生，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下半场正式开始！

所以，王船山们也就注定，只能活跃在上半场。

下半场，已经不是王船山们的时代了。

这，就是纵向维度的比较。

将王船山等明末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的本质关系点破。

这就是时间上的纵向维度。

四、总结

至此，历史的脉络已经梳清。

——17世纪，东西方几乎同时涌现思想启蒙运动

——西方运动的主要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东方运动的主要基础是异族侵略统治的刺激

——西方运动越演越烈走入新纪元，东方运动戛然而止仅留湖南王船山一个火种

——200多年后西方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中国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剧变”的惨痛深渊

——王船山赋予湖南士人以独特的赛道优势，让湖南士人降维打击全国，以至于近代能人辈出

——曾国藩公开发行船山文集，推动社会上的船山热潮和晚明热潮

——革命党人接棒，在舆论领域发动了绵延20年的晚明热，为反清做舆论准备

——清朝被推翻，中国成功驱除鞑虏，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上半场胜利结束

——新文化运动接棒而起，思想启蒙运动开启下半场，中国学习西方主义救亡图存

——共产党建立，中国在西方各路主义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49年10月1日，经过中国人民漫长的艰苦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了。

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当那位天安门大楼上的伟人，展望中华大地陷入沉思的那一刻，他是否想起了他的往事，想起了他这一路走来的过往。

那是秋叶纷纷的井冈山。

那是夏日炎炎的嘉兴湖。

那是冬雪皑皑的北大馆。

哦，还有一个地方。

那是他读书求学时候，和同学创办的第一个学社，青年的他，正是在那里立下了人生目标。

那是他最早出发的地方。

天安门上的他，缓缓抬起了头，想起了那个春风煦煦的日子，想起了他手写的那个学社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