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池太宁

戴复古在南宋影响大，“以诗鸣东南半天下”(宋·包恢《石屏集》序)；时间长，“以诗鸣江湖间垂五十年”(宋·姚镛《石屏集》跋)；开一代诗风，领一个流派，是杰出的爱国诗人，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位杰出的诗人。

戴复古，字式之，号石屏、石屏樵隐，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出生在天台道黄岩县南塘的屏山(明宪宗成化五年分黄岩南三乡设立太平县，屏山即今之台州温岭市塘下镇屏上村)。

父亲戴敏才，自号东皋子，是一位“以诗自适，不肯作举子业，终穷而不悔”(宋·楼钥《戴式之诗集》序)的硬骨头诗人。一生迷恋于诗，曾有相当有名的《赋小园》一诗，可见其诗风与艺术成就。时人评论，认为他继承了杜甫的风格，又受“永嘉四灵”的感染，在当时的诗坛上亦蜚声于东南。

他的确是以诗为命的，临终时还对他的亲友说：“吾病革矣！子甚幼，诗遂无传乎！”(楼钥序)对诗真是入迷到念念不忘的程度。有幸的是他的儿子戴复古不仅忠实地继承了家学渊源，而且发扬光大。

戴复古成人后，第一件事就是收集编录父亲的诗作，惜乎只剩下一鳞半爪，后来终于收集到十首编成一卷，放在他的《石屏集》的卷首，以慰父之遗愿，并示不忘父训，后继有人。

戴复古终于以一部《石屏集》，960首诗，46篇词(未全)，告慰其父在天之灵，家学可喜有传人矣！

戴复古的时代，正是南宋小王朝偏安一隅，茍且求存，处于“山河破碎雨打萍”的风雨飘摇之时。赵构在临安立足之初，南方还有各路勤王部队，北方也到处有抗金义军的战斗，但到了第二代的孝宗时，由于赵构的不抵抗主义，抗金力量失望的失望，覆灭的覆灭，而统治集团由于得到暂时的安定，更加腐败无能，安于“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再也不想收复失土、抗金复国了。戴复古生于南宋第二代小王朝之时，成年后又遇上宋军在符离打了个小胜仗，而金人内乱，无力南侵，孝宗有幸得到喘息的机会而做稳了偏安小皇帝。碰上这样的时代，辛弃疾、陆游等尚被闲置，何况一名布衣后生无名小卒。所以即使戴复古“负奇尚气，慷慨不羁”(元·贡师泰《石屏集》序)，空怀一腔忠心报国的男儿热血，又哪有用武之地呢！“京华作梦十年余”(《都下书怀》)正是时代造成的个人命运的必然结果。

也正由于南宋的偏安，使台州成为东南沿海既近京又较安定的后方，因而原来偏远、闭塞的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得以迅速地发展繁荣。特别在文化上，这时有一大批著名的文人学者如朱熹、唐仲友、赵汝愚、尤袤、岳珂等来到台州，并任要职，把台州的文化教育大大地推进一步。朱熹等人又极重视教育，到处办书院，四处讲学，因而科举之风日盛，中举人数空前增加，在南宋的153年中，台州人考中进士的有550人之多，还有一名状元，科举致仕成为当时台州文人的唯一出路了。所以明代著名的台州学者祭酒谢铎说：“其时，台之人以科第发身致显荣者，何限！”(《石屏集》序)

那么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戴复古选择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第一，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迷进了诗歌的乐园中，把富贵功名抛到了九霄云外。

据长他30岁的忘年交楼钥回忆，“一日(戴复古)携一大编(诗稿)访余，且言：‘吾以此传父业，然亦以此而穷。’………余答之曰：‘夫诗能穷人，或谓惟穷然后工……子惟能固穷，则诗昌矣！’”在当时热衷于科举以求功名进身的知识分子队伍中，确为独树一帜。

第二，登门拜师。他除师事与其父齐名的徐似道以外，“又登三山陆放翁之门，而诗益进。”(楼钥《石屏集》序)。《四库全书总目》亦曰：“复古曾登陆游之门，以诗鸣江湖间。”可见他确曾登门拜陆游为师。值得探讨的是，他是在什么时候登陆游之门的？

考陆游除了6岁起到绍兴二十三年29岁定居家乡山阴以外，其他时间大部分出仕于任所，但绍兴二十三年戴复古尚未出世。

因而，戴复古登陆游之门的时间有三说，一是乾道三年(1667)，陆游罢官从南昌回山阴，定居三山，因为在这以前，都只说陆游居山阴，从未提到过“三山”这个小地方，到这时才开始出现“三山”字样，而楼钥明确说：“三山陆放翁”，所以有人认为这就是戴复古“登三山陆放翁之门”的时间。殊不知陆游在乾道五年起复为夔州通判，乾道六年即赴夔州任所去了，戴复古乾道三年生，到乾道六年还只有4岁，怎能登门学诗呢！

二是陆游于淳熙七年(1180)十一月以后，居山阴，但却常往返于严州、临安等地。这一段时间戴复古只有十四五岁，还在南塘老家，并未开始出游，所以也是不可能的。

三是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后，陆游已65岁，罢官后定居山阴三山。到嘉泰二年(1202)去京城临安，嘉泰三年79岁时，以宝谟阁待制致仕，五月初归山阴，直到85岁逝世为止，其间除一年在京外，其余20年左右常居山阴之三山，而戴复古的情况又如何呢？根据他自己的诗词来考证，第一次离家出游即“京华作梦十年余”，企图去京城寻找出路的十年，大致上是从庆元三年(1197)31岁时开始，到41岁才回家。戴复古从台州到临安，顺道往山阴，“登三山陆放翁之门”，时间应是他出游之初，庆元三年到嘉泰二年(1202)即陆游73岁到78岁这五六年之间。初出茅庐的青年诗人拜早已名噪诗坛白发苍苍的大诗人为师，终于实现了他的宿愿，而一经大师点拨，于是“诗益进”。《黄岩县志》卷二十八《艺文·书录》云：“其诗远宗少陵，近学剑南，刻意精研，而自有清远之致。”

戴复古自幼丧父，无人为师，只得刻苦自学，但“如商贾之乏资，终不能致奇”(赵汝腾《石屏集》序)，这一下如鱼得水、诗艺大进。同时陆游那种“老矣犹思万里行，翩然上马始身轻，玉关去路心如铁，把酒何妨听渭城”(《塞上曲》之四，淳熙十五年作)的爱国激情与满腔壮志未酬之感慨，自然使青年诗人深受感染而铭刻于心，形成他的精神世界中重要的部分。

第三，行万里路。元人贡师泰追寻他的行踪，概括为“南游瓯闽，北窥吴越，上会稽，绝重江，浮彭蠡，泛洞庭，望匡庐、五老、九嶷诸峰，然后放于淮泗，以归老于委羽之下。”(《石屏集》序)戴复古第二次出游主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也涉足于当时与金人处于拉锯战状态的北方边界的淮河、泗水流域。

一路漫游，耳闻目睹，激起慷慨悲歌。目睹淮河两岸边界线上的人民的悲惨遭遇与绝望愤恨心情，使戴复古完成了一系列爱国主义诗章，放射出光辉灿烂的光华。也是在漫游路上，诗人目睹这半壁江山里小朝廷只知无厌的剥削掠夺，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诗人的视野里满目疮痍，残酷的现实，折射在诗人胸中，形成了《乌盐角行》《织妇叹》《庚子荐饥》等一系列现实主义诗篇，也形成了他的少陵、剑南风格。愤怒出诗人，江湖漫游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素材，行万里路又使他有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奎星夜夜照江湖”，笔下出现了时代生活的真实的史诗。漫游造就了这位爱国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诗人。

戴复古诗词可分忧国、爱民、交友、述怀、写景、论诗六方面。

戴复古接过辛、陆等一群吹奏民族最强音的号手的号角，冲出了诗歌的象牙之塔，在一派醉生梦死的颓丧声中，一片田园闲适的逸乐情里，吹奏出高昂激越的爱国进行曲，写下他借古抒情的名篇《满江红·赤壁怀古》。这是诗人游览赤壁时所写的怀古之作，通过追慕三国时东吴都督周瑜火烧赤壁、大破北方入侵的曹军这一著名战役所创立的功绩，表达了自己收复山河、驱除北敌的豪情壮志，愤怒地斥责了南宋君臣茍安于旦夕，积弱不振，畏敌屈辱的投降主义路线。诗人用饱蘸爱国激情的椽笔，清新雄健的语言，表达出当时大江南北广大人民群众心底的呐喊。所以《四库全书提要》对它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豪情壮采，实不减于(苏)轼。”

在《石屏集》中还有一首《水调歌头·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这首诗的时代背景是：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金兵骚扰黄州、蕲州一带(今湖北黄冈县、蕲春县)，被南宋守边军队一再挫败。这小小的胜利，却大大地鼓舞了南宋军民的抗敌热情与斗志。就在这时，朝廷任命礼部侍郎李季允(名埴)为临江制置副使，负责规划长江沿岸的边防军务。李季允是位较有见地的知识分子，主张抗战，所以诗人对他寄以热切的期望，借在武昌吞云楼上所见的景物，劝喻季允心中要存北中国广大人民的安危，以“气吞残虏”的雄心壮志来“指授英雄方略”，以酬“整顿乾坤”的雅志。这首诗喊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真实地表达了南北人民抗敌复国的愿望，与辛弃疾的《永遇乐》《破阵子》的豪迈壮烈堪称伯仲，时人王子文(野)评论道：“隐然有江湖廊庙之忧，虽诋时忌，忤达官，弗顾也。”真是“一片忧国丹心”(《大江西上曲》) ，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正气凛然，可敬可佩。

然而诗人的“一片忧国丹心”并不能改变朝廷的政策和历史的命运，满腔热血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只压抑成心底的积郁与愤懑。特别在目睹淮河两岸的情景时，人民的苦难，国家的破亡，屈辱的现实，都沉重地压得诗人欲喊无声，欲哭无泪。诗人极其沉痛地吟成《频酌淮河水》，表达了北中国多少民族英雄立马淮河岸，壮志难酬而“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掬悲壮之泪，使淮水涌波，然而中原故国仍充满生机，民族振兴复国的希望并未泯灭。面对严酷的现实，虽沉痛压抑得令人室息，然而诗人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终未消沉，跳动着时代的、人民的脉搏。

“一片忧国丹心”是重要的主题之一，多少精彩的篇章，放射著永恒的光茫。

《石屏集》的第二个重要主题应是“穷年忧黎元”，杜甫式的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这在两宋诗人中是不可多见的。

由于南宋小王朝既要巨额贿赂金人，又要极度享乐腐化，只有千方百计巧立名目对人民进行无尽的剥削掠夺，其结果必然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请听养蚕妇、纺织娘们愤愤不平的申诉：“绢未脱轴拟输官，丝未落车图赎典”，“寅吃卯粮苦难言”，更何况“今年无麻愁杀我！”(《织妇叹》)诗人在万里漫游中，到处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现实，“四海疮痍甚，三边战伐频”，连年战乱、失败与经济凋敝、民穷财尽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诗人清醒的看到了历史的真实因而对南宋朝廷痛心疾首。

然而那些王公贵族，却不知大厦之将倾，大祸之将临，麻木到只求旦夕淫乐、醉生梦死于灯红酒绿之中，诗人对这种不公平现象极为愤怒，真实深刻地揭示出这种赤裸裸的剥削关系：“王孙公子巧欢娱，勿将富贵笑田夫。非渠耕稼饱君腹，问有黄金可乐无？”(《题申季山所藏李伯时画村田乐图》)情绪何其激愤，揭露何其深刻，这是布衣诗人在漫游半个中国后有了深切体验才能道出的真理。

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六月……江浙福建大旱，蝗。”“又诏有司赈灾恤刑。”(《宋史·本纪四十二》)这一年是庚子年，诗人耳闻目睹，写下了极著名的史诗《庚子荐饥》六首。在这一组诗中，不仅真实地写出了“十家九不爨，升米百余钱”，“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岐”以至于“无地可埋尸”的惨绝人寰的史实，其可贵之处是更大胆地道出“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指出朝廷即使下诏赈灾，可是国库空空，拿什么来赈呢！而官吏们对这种事司空见惯，从不以人民死活为念，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转发一个公文罢了！诗人在这里将统治者欺骗愚弄人民的虚伪本质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与灾民的水深火热形成强烈的对照，正是如椽史笔啊！

戴复古在长期漫游中，把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倾注于笔端，写下了不少脍灸人口的风景诗，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如对岳阳楼，自范仲淹一篇名记之后，几无后人可继，戴复古登斯楼而作《柳梢春》一词：“袖剑飞吟，洞庭青草，秋水深深。万顷波光，岳阳楼上，一快披襟。不须推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在祖国山河破碎的现实面前，从坎坷遭遇的实际出发，面对名楼胜景，豪放之中自有深沉，末句于忧国忧民的感慨之外，尤富有哲理：青山永不改，人事尽沧桑。山河壮丽而忧愤倍深，以“有我之境”把岳阳楼、洞庭湖、君山的绮丽风光描绘得有声有色，从而更突出了“变尽人间”的无限深切的悲凉惋叹。在诗人眼中，一切景物均与国事民生切切相关，以情驭景，景倍生情，情景融和，决非为写景而写景的孤立平面的死景可比，这正是戴复古写景诗的独特之处，这首词可谓戴氏写景诗词风格的代表。

此外还有《江阴浮远堂》一诗：“横冈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也是把爱国之情融和于眼前之景中的。无山本可平畴远眺，视野更为宏大，却不意跌出如此深远的国家命运的题旨，风景诗而不离时事，其“伤时忧国，耿耿寸心，甚矣其似少陵也！”(姚镛《石屏集》跋)。

即使是“纯写景”的诗，也达到“天然不费斧凿痕”的境界。如选入《千家诗》的《初夏游张园》:“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眼前乳鸭、熟梅、枇杷等初生的和成熟的均为一片金黄，在半晴半阴的背景下，更幻出盎然生意，显得丰收的喜悦。末句更广为传倾，简直使枇杷身价百倍。

戴复古的写景诗诗中有画，一首诗就如一幅小窗横幅，如《江村晚眺》:“江头落日照平沙，潮退渔舠搁岸斜。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多么明媚的江村晚景，寥寥28字，把江头、落日、平沙、退潮、渔舟、白鸟、芦花各种色彩的各种事物，组合成一个静中有动的有机的艺术整体。“人”成其中点睛之笔，形象鲜明，把一切静物(包括并立的白鸟)都变为生趣盎然的、和谐的、静谧的、富有动态的自然世界，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同代人赵汝腾评论戴复古的诗风说:“石屏之诗，平而尚理，工不求异，雕馊而气全，英拔而味远，玩之流丽而情不肆，即之冲淡而语多警。”(《石屏集》序)确是公允而确切的。台州知府、临海人、他的挚友吴子良称其诗曰:“清苦而不困于瘦，丰融而不豢于俗，豪健而不役于粗，闳放而不流于漫，古淡而不死于枯，工巧而不露于斫。”(《石屏后集》序)这确是辩证地道出了戴氏集江西派和“四灵”的优点而弃其糟粕，故能独树一格的真谛，集各家之长而把握分寸，恰到好处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戴氏自云:“贾岛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谁解学西昆?”(《望江南・自嘲》)正是得失寸心知，自有独到的见解，道出了继承与创新的精髓。他的老师、理学家真德秀说:“戴君诗句，高处不减孟浩然。”当是指田园诗而言，言其境界亦颇高矣!

复古的婚姻曾发生过两次悲剧。

第一次是发妻身亡。关于复古发妻之事，明刻《石屏诗集》及戚学标《嘉庆太平县志》中“祖妣”“祖母”之说，显然有误，明人黄浚《梅初录》、清人王棻《光绪太平续志》中已有辨证，当为是。据有关材料应是:当戴复古在京都临安“明知弄巧反成拙，除却谋归总是虚”(《京都书怀》)之时，只得打道回府，不料回到家里，发妻早已身亡。催人泪下的是发妻临终前还书两句于壁:“机番白苎和愁织，门掩黄花带恨吟。”就凭这两句来看，也是一位女诗人无疑，可惜没有其他诗词传世。

戴复古对这位志同道合、情真意切的发妻怀念颇深，见了这两句诗更是情不能抑，于是写成《续亡室题句》一律，云:“伊昔天边望稿砧，天边鱼雁几浮沉。机番白苎和愁织，门掩黄花带恨吟。自古诗人皆浪迹，谁知贤妇有关心!归来却抱双雏哭，碑刻虽深恨更深。”表示深深的哀悼。以后又有《题亡室真像》一首，首联为:“求名求利两茫茫，千里归来赋悼亡。”可见亦是归家不久所作。一直到晚年，还常常忆及这位发妻。这无疑是一大悲剧。

第二次悲剧发生在戴复古第二次漫游时，即约宁宗开禧三年(1207)始，经20年后才回家的一段时间里。应当是在离家第二年左右，漫游到江西武宁，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悲剧。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贤烈》条载:“戴石屏先生复古未遇时，流寓江右。武宁有富家翁爱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归计，妻问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释，尽以奁具赠夫，乃饯以词云：‘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揉碎花笺，忍写断肠句。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夫既别，遂赴水死。可谓贤烈也己!”同样的内容，在《南昌府志》《豫章书》中均有载，当宁信其是也!这位夫人俨然又一女词人！

前人同意此说的有《嘉靖太平县志》，《志》中还明言金氏，女名伯华。金伯华的词被清人张橚收入《词林记事》。此外《丹铅录》和《续文献通考》等均载此事。但否认的有戚学标《台州外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石屏词》一卷对此提出质疑。我们在无确实材料可以否定之前，姑信其有也未尝不可，这件事并不有损于戴复古的形象。

戴复古的一首《木兰花慢・怀旧》，且不论怀的是否是金伯华，《石屏词》中有，就是首要的客观事实。就词论词，其言辞凄楚，感情真挚，十年相思，旧地重游，却人去楼空，怅恨欲绝，确为十分动人的怀旧之作。其中出现“楚天”一词，颇令人联想起江西武宁的金伯华。无论如何，这是戴复古婚姻的又一次悲剧。

戴复古到底卒于何年?

钱钟书《宋诗选注》、胡云翼《宋词选》、中国科学院《中国文学史》均是“?”，在没有弄清楚前这是很慎重的态度。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作“1248?”，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作“1250?”，江苏古籍出版社《石屏诗词三百首》中的《戴复古家世考》作“1246”，这几种意见主要的依据是他本人的诗词作品。

温岭长屿丁岙村村长陈福正在1993年6月于丁岙村相传戴小姐墓(传为戴复古两位殉情而亡的姐姐)附近，发现署名“族叔祖石屏樵隐戴复古撰”的“宋故淑妇太孺人毛氏墓志铭”，墓志中有“以淳祐六年(1246)十一月壬申附葬于戴奥华父兆”字样，那么戴复古至少应是死于这个时间之后。

据他的《新年自唱自和》中云:“淳祐四年春”，“七十八岁叟”，可知南宋理宗淳祐四年即1244年他已78岁了，那么淳祐六年应是80岁。他还有一首《寄上赵南仲枢密》，据考，当作于1247年2月后，那么，他至少活到81岁。

作者简介：池太宁，台州学院中文系退休教师、副教授。

总编：方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