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說明

筆者最近讀《詩經》，讀到《毛詩序》中的“情志並舉”及“發乎情，止乎禮義”等詩歌創作理念時，不禁想到近幾年白話詩歌的遭遇和現狀，對詩歌的創作主題傾向有瞭研究興趣，因此生出不少疑問。

諸如：現代的詩歌創作，究竟要不要回歸民族性、大眾性？為集體發聲是不是詩歌創作的必須？單純為個人的精神困境發聲應不應該？學術屆對此是否該持有批判責難態度？個人的七情六欲、滿腹牢騷適不適合入詩？柴米油鹽、恩怨情仇的世俗生活會不會拉低詩歌的檔次......

其實，這些問題不僅僅是詩歌創作的問題，更是整個文學創作的問題，甚至是整個自媒體寫作所要面臨的問題。誰讓現如今是一個人人皆可寫作的年代呢？今天的文學，早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祗瞭。所以，雅俗文學的界限，及所謂高雅文學的地位，早該好好重新定義一番。

從本質上講，這些問題可歸結為一個問題，即在當今社會中，文學應該承擔什麼樣的作用和功能的問題。這個問題太大，非三言兩語能說清。故本文僅結合《毛詩序》中的詩歌創作理念，對詩歌的功能和作用說說自己的看法。

註：本文僅為筆者微末之見，歡迎討論交流。

1、“詩言志”的歷史演變

“詩言志”最早出自《尚書·堯典》，是舜在“命夔典樂”時所說的，其含義偏指思想、抱負和志向。這在古代詩歌創作中有鮮明的體現，大部分詩作中所描述的志向與抱負，多是為天下，是為公，即一般都和社會、國傢、民生等宏大主題掛鉤。毋庸置疑，這其實是經過歷朝歷代主流價值觀自覺選擇的結果。

在古代中國的大部分歷史時期，主流價值觀自然就是指儒傢思想。但歷朝歷代對儒傢原初思想的汲取與理解不同，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拓展和適應時代的改造。就詩歌作用方面，孔子的“興觀群怨”說、“事父事君”說、以及“識鳥獸草木”等觀點，就被後世廣泛加入符合當朝的解釋。

然而，後世之人為瞭順應主流價值取向，普遍側重發揮其“事父事君”的單一“政教”觀點，從而誇大詩歌反映政治現實的功能。即便是對表現普通感情的詩作，一般也不遵循詩歌原旨，而是牽強附會地綁上“教化民眾”、“移風易俗”的社會功能。比如《毛詩序》中認為，《關雎》乃是歌詠“後妃之德”的詩歌，而從詩文上看這隻是一首男子追求女子的情詩。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毛詩序》中，已有明確的“志情並舉”提法，其“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句，已指出瞭詩歌抒發人思想感情的本質特征。不過其中也多處滲透著儒傢“詩教”的政治倫理觀點。對此，有學者指出，《毛詩序》中的“政治教化”思想很可能是後人為“符合時宜”所改造之作。這是很可能發生的。

其實，即便是對“詩言志”的提法，後世者也多有斷章取義之嫌，僅取“志向”一層意思大肆發揮，尤其是“大志向”。其實，“志向”的范圍，還包括“吃飽穿暖”之類的小事。隻不過古代掌握知識的階層，大多不為此類小事所困罷瞭。當然，便是有此類困擾，也羞於將之寫在詩歌中，故詩歌創作更傾向於“立大志”、“為國為民”。

此外，還有一個歷史選擇的問題。由於歷朝歷代詩歌創作理念的發展，難免會對前代詩歌作品有個取舍保留。即便是同一時代之內，不符合當時詩壇風尚的作品也難以傳世，因此詩人們更多會迎合時代的品味。

因此，隨著封建時期思想專制的加強，詩歌的“政教”功能也越發強大。尤其是在文化知識掌握於統治階級的古代，詩歌的“高雅地位”越發“高大”起來。以致於詩歌發展到今天，不少人仍堅持認為詩歌乃“大雅”之聖事，某些庸俗之事不該入詩的觀點。

2.“詩緣情”的歷史演變

“詩緣情”的完整提法出自西晉陸機的《文賦》，它指出詩歌創作是來自抒情的需要。實際上，這並不是陸機首創，早在孔子的“興觀群怨說”中就有體現。該說法的原文如下：

可見，孔子論《詩》，不僅僅隻是“事父事君”角度，還有“興觀群怨說”及其他。一般來說，對“興觀群怨”的通行解釋是：“興”，指用比興的手法抒情；“觀”，指觀社會風俗得失；“群”，指幫助人溝通情感，和則聚集為群；“怨”，指抒發怨情，一般指“怨刺上政”。

由此可見，詩歌“抒情”的提法，早在孔子時代就初現端倪，隻是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而已。直到漢末以後，隨著《古詩十九首》等抒情性極強的詩歌出現，人們對詩歌的“抒情性”才越發重視起來。

不過，受制於封建禮教思想的束縛，詩歌的抒情范圍也始終“止乎禮”的范疇。而封建時期的“禮”，上忠君，下孝父，貴賤分明、長幼有序、尊卑有別，不同身份有不同的行為規范。這就必然使詩歌的取材范圍有一定的圈子。

而且，在我國古代，詩人的身份大都是“士”，或者更尊貴，哪會有真真切切取材於田間地頭、山鄉野地的詩歌呢？即便是發源於街頭巷尾的民歌、俗曲，也是經過文人加工流傳下來的。所以，詩歌似是生來就一副“高雅面孔”，連“抒情”也得附和著“高雅”的節拍，帶著鐐銬跳舞。

在《毛詩序》中，對“抒情”的表述就是這樣一個矛盾體。雖然已提出詩歌“吟詠情性”之能，但此情性仍受制於“教化諷諫”之功，乃是“止乎禮義”之情性。換句話說，即為：雖然人們也以詩歌來抒發內心情感，但此抒情是符合禮儀道德規范的抒情，而這是先王“澤被後世”的結果。

不過，隨著“詩言志”的“志”被長期解讀為合乎儒傢禮教觀念的“思想”，“詩緣情”的“情”便逐漸發展為與之對立的“私情”。所以，從《毛詩序》以後，眾多理論傢和詩人開始重視“情”的功用，逐漸發展為“情志並舉”的詩歌創作理念，甚至由此衍生出“重情派”與“重理派”兩大支系。

但是，由於其統治階級的身份屬性，最終很難真真切切反映到底層民眾的精神困境中來。也就是說，古人“詩緣情”的詩歌創作理論，包括後來發展的“重情派”，都是有限制的抒情。這種限制主要是時代環境所造就，非個體力量所能改變。

所以，現代的詩歌創作，自然也會受到時代的限制。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發現時代的特性，順應時代的變遷，創作符合這個時代的作品。無論是走得太超前，還是走得太落後，都將承受來自這個時代的巨大非議。

3.“志”與“情”的現代對立

現代的詩歌創作，又似乎與古代的詩歌創作狀況正相反。就選材內容來說，表現人類命運、國傢前途、社會現實等宏大主題的創作愈發少瞭；而關註個人身世遭際、男歡女愛、情緒感受的創作則愈發多瞭。即詩歌的“抒情性”被拔高瞭，而表達“風教”功能的現實作品少瞭。

不過，筆者並不反對白話詩偏重“個體抒情”，反而認為，這正是順應時勢的表現。正如梭羅在《瓦爾登湖》中所說的那樣——我們最瞭解的隻有我們自己，別人的生活我們不瞭解，所以我們隻能說說自己的事情。所以，與其建議他們去嘗試宏大主題的現實主義創作，不如讓他們寫寫他們最熟悉的自我。再說，個體的心靈困境難道就不會是集體的困境嗎？

其實，在詩歌創作中，主題的“宏大”與“微觀”或“個體”，從來都不是對立的。盡管在歷史上的某些時期，詩歌創作曾不同程度地提倡要反映社會現實、國傢政治得失等宏大主題，但基本上還是“情”與“志”並存的狀態。

不過，就歷史上大部分詩人的實際創作來看，抒發集體情感、宏大主題的作品確實要更為多些，“小情小緒”的抒發則更多通過“詞”來表現，所以詞也叫“詩餘”。甚至到南宋時期，詞也開始承擔起重大主題的表現來，如蘇軾、辛棄疾等人的豪放詞。如前文所說，這是不同時代主流價值觀的自然選擇。

所以，隨著時代的變化，我們不能認為詩歌的“高雅”歷史就意味著詩歌是“高高在上”的文學。隨著現代知識學問的普及，人人都有寫詩的權利，人人都有創作的權利。那麼，詩歌創作的取材范圍自然就會更加寬廣、更加遼闊。盡管這免不瞭泥沙俱下，但詩歌創作成就的高低，並非當世人能輕易定論，還得看歷史長河的洗滌。

4.筆者說

總的來說，對於詩歌創作理念，筆者主張發展繼承古代的“情志並舉”觀念。隻不過，情與志的范圍可以更加廣泛。畢竟，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個人意識的覺醒也是必然之事，高階文化知識的普及更是眾望所歸的趨勢。

所以，詩歌寫作的范圍拓寬一些，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畢竟，順勢而為、順其自然，是歷史交給我們的教訓。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