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和理,在朱子而言,不可混同。道則一本,理則萬殊。朱子雖然常常講“天理”,但從未將“道”與“理”混為一談。後世之人,不學無術,以為理就是道,所以日用飲食也是道,何其謬也!
朱子說:“陰陽,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通書•誠上註》,《周子全書》卷七)又說:“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答陸子靜》)可見,朱子是以“理”作為道之體,陰陽則是其用。恰如陽明以“性”作為心之體,而喜怒哀樂則是其用。儒傢的“理氣論”和“性情論”是可以對應的,“心統性情”換句話說就是“道統理氣”。
朱子說:“道字包得大,理字是道字裡面許多理脈。”“道字宏大,理字精密。”“道是統名,理是細目。”(《朱子語類》卷六)“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四)“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朱文公全集》卷七十四)
關於“理字是道字裡面許多理脈”,朱子舉例到:“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個個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又各成百粒,生生隻管不已。初間隻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隻是一個理。”(《朱子語類》卷九十四)
現代研究宋明理學的,最大一個誤區就是長期未把“道”與“理”二者加以區分,正如不區分“心”與“性”一樣。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程子雲:“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
朱子雲:“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性必有其體,心也。”
一段禪宗公案。問曰:人若無心,便同草木。無心之說,請施方便。禪師曰:今雲無心,非無心體,名為無心。但心中無物,名曰無心。如言空瓶,瓶中無物,名曰空瓶,非無瓶體,名空瓶也。故祖師雲:汝但於心無事、於事無心,自然虛而靈、寂而妙,是此心的旨也。據此,則以無妄心,非無真心妙用也。
依此觀之,釋傢雖雲“無心”,亦有一個心體在。所謂“道即理,理即心”也。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在!朱子雲:實有是心,故實有是理;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用,故實有是事。所謂“實事求是”,其理一也!
“心”言整體,“性”言一端,本質上沒有區別。朱子講“性即理”,同時也承許“心即理”;陽明講“心即理”,同時也認可“性即理”。在心性論上,程朱陸王其實是一致的。不一致的,是兩位的不肖後學,尤其是清儒中自稱“朱子後學”的那一幫人。
朱子講“心即理”:“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與理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朱子語類》)
陽明講“性即理”:“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答顧東橋書》)
朱子講“心之體性,虛靈不昧,無有限量。理具而事應,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皆在目前”,又講“人人心中有一太極”,“太極者,萬物之理也”,故知理不在心外。朱子曰:“天下之理一也。豈容有二?”
朱子嘗謂:“人人心中有一太極”,又曰:“總萬物之理,便是太極。”《朱子語類•卷一一八》雲:“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大凡理隻在人心中,不在心外。”《朱文公集•卷七五•送張仲隆序》謂:“天下凡事,本於一心。”“人心,萬事之主。”
《朱子語類·卷九八》雲:“萬物有心而其中必虛。隻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賅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心之妙歟!”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不得則無物。所以《孟子·告子上》引孔子之言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所謂“操舍存亡”,孟子以為“惟心之謂與”。故朱子詩雲:“此心活動元無定,或出他鄉入此鄉。猛省不知誰是主,隻因操舍有存亡。”(《訓蒙絕句 莫知其鄉二首 其一》)
朱子講“本心存,則天理明;本心亡,則天理滅。”何故?心即是理,心外無理。
朱子講“心統性情”:“惟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朱子語類》)
朱子又進一步闡述:“心,貫通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朱文公文集•答林鐸之》)正是從這個層面,朱子講:“人人心中有一太極。”太極者,道也。心為道體。
朱子講“實事求是”:實有是心,故實有是理;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用,故實有是事。
張子講:“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語似弊,朱子未必同意。朱子認同以知覺論心,不同意以知覺為心。朱子關於“心”的論述,國內的“朱子學”研究者張立文先生概括為“心為主宰”“心之體寂然不動”“心虛靈無形影”(見《朱熹評傳》)。所以,應知朱子不贊同心是“合性與知覺”而來,朱子講“從本來面目看,一言知覺即有心在,非已有知覺而後有心”,若按張子的思路,有瞭知覺才有心,那是不是未有心之前則有心外之知覺?是故朱子曰:“合性與知覺為心,則恐不能無病,便似心外別有一個知覺瞭!”“橫渠之言大率有未瑩處。有心則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朱子語類》卷五、卷六十,第92、第1432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雖然朱子有時也順從以知覺體認心之作用的說法,但以為這主要“是就人上說”的過程論,並非言本體(見《朱子語類》卷六十,第1431頁)。即朱子的看法是:未有知覺之先,已有心之實;一言知覺,便有心之名。二者不可等同。
張子未必不知其義,其言有弊而已。總之,心已是本體,亦於本體之上復有本體?朱子講“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又怎麼能把“心”與具體的事物相等同呢?這叫做“主客不分”。
那麼朱王的區別在哪呢?
朱子講:“一草一木皆有其理,於事事物物上求至理。”
陽明講:“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中庸》雲:“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者,猶言良知也,陽明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此言即是。盡精微者,猶言窮理,朱子雲“一事一物其理皆有可觀者”,此言即是。學問之道,必先道問學,而後尊德性,所謂“先行後知”。上智之人,惟言尊德性而已,蓋道問學已在其中矣,所謂“知行合一”。二者殊途而同歸,故《中庸》雲:“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總之,朱子的心性論與陽明的心性論是一非二,不過著手處不同而已。也就是說原理都是一樣的,方法論上略有差異。二聖對心性關系及其作用的看法並無二致,但具體到修養,則有兩種觀點。朱子主張從“道問學”入手,這是對大眾而言的;陽明主張“尊德性”,這是已經把“道問學”涵蓋在裡面瞭,是對“已發明心地之人”講的。即是說,針對的對象不同罷瞭。
所以以“心”與“性”為一者。心已是本體,本體之外豈復有本體?朱子講“心之體性,虛靈不昧,無有限量。理具而事應,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皆在目前”,又講“人人心中有一太極”。太極者,萬物之理也,故知理不在心外。此謂“心外無理”。
《孟子》雲:“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言心之官能,不得則無物。以此推之,萬物亦不在心外。此謂“心外無物”。
聖人以心之所發為“意”,以意之所在方成“事物”。否則,鳥獸蟲魚有何“事”可言?此謂“心外無事”。
何以為證?陽明講“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正是這個意思。朱子講“實事求是”,也是這個意思。
問:“心外無物”的心和“心即理”的心是不是一個“心”?答:一體之心與統體之心為一。豈容有二?
心之本體寂然不動、渾然絕待,而應於外物則呈現健行不息之動態。此所謂:“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曾子、荀子、程子、朱子居敬窮理之功夫有得於前者,子思子、孟子、陸子、陽明子沛然莫禦之踐履有得於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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