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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速遞

來自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Yu Zeng（曾渝）助理教授，與哥倫比亞大學的Junyan Jiang（蔣俊彥）助理教授，及維也納大學的Jie Li和Christian Göbel教授的合作文章首發於政治學期刊World Politics。

【引文】：Zeng, Y., Jiang, J., Li, J., & Göbel, C. (2023). The Rise of Grassroots Civil Society under One-Party Rule: The Case of China's Homeowner Associations. World Politics 75(3), 608-646. doi:10.1353/wp.2023.a900714.

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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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u Zeng （曾渝）

曾渝，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涉及比較政治、中國政治、數字治理和計算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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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unyan Jiang（蔣俊彥）

蔣俊彥，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包括政治領導力，分配政治和公眾輿論。

作者：Christian Göbel

Christian Göbel，維也納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研究興趣為政治創新和政治經濟學。

Jie Li，來自維也納大學東亞研究系。

期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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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創刊於1948年，是一份政治學和國際關系領域的季刊，由普林斯頓大學國際和地區研究所負責編輯，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出版。《世界政治》刊登各類對理論和實證文獻有貢獻的研究文章，以及與國際關系和比較政治問題有關的評論文章。2022年的影響因子為5，近五年影響因子為5.1。

文章簡介

市民社會被理解為國傢和市場之外公民的自主行動領域，在當代政治學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大量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一個強大而活躍的市民社會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基礎，有助於培養負有責任感的公民，督促官員承擔責任，並在政府失靈時提供公共服務。相比傳統研究，近年的研究越來越多地關註日常的基層治理，政府官員在面對瑣碎的基層事務時，需要通過非國傢行動者獲取信息、專業知識和資源來完成任務，這為市民的自組織活動提供瞭空間。

基於這一研究路徑，本文聚焦於社會的內部動力機制，提出並系統地檢驗瞭一個新論點，以解釋為什麼政府會積極鼓勵自治的民間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本文認為，許多民間社會組織可以被理解為市民用來組織集體行動的工具，以對抗與其利益沖突的其他社會經濟團體。當社會經濟關系變得日益復雜時，政府官員可能會授權專門處理社會內部沖突的民間社會組織，使利益和需求相沖突的公民以群體的形式進行談判，這有助於政府在處理社會內部糾紛時保持相對中立的立場。

研究以中國的業主委員會（homeowner associations，HOAs）的發展作為案例。業主委員會是由城市住宅小區的業主組成和運營的基層組織，負責管理小區的日常事務，在選擇領導人、制定規則、代表小區居民進行談判等方面享有較大的自主權。許多地方政府都發佈瞭鼓勵成立業委會的政策，授予其自治權和一定的法律地位，以使業委會在社區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

本文的實證研究基於“領導留言板”收集的200萬份請願書，使用卷積神經網絡（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對請願信息進行分析歸類，篩選出由業主提出的與物業糾紛相關的投訴。研究的因變量為地方政府對業委會的政策支持，通過收集中國所有地級市與物業管理相關的法規和政策進行測量。研究采用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進行估算，控制的協變量包括社會經濟水平、地方領導的個體特征和政策擴散的影響。為瞭解決潛在的內生性問題，研究使用瞭工具變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s estimation），以地方政府過去對土地收入的依賴程度作為城市當前業主投訴水平的工具變量，使用結構型Cox比例風險模型進行工具變量估計。

回歸結果表明，業主投訴力度與地方政府對業委會的政策支持始終保持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系數值表明，業主投訴每增加一個標準差，政府出臺支持業委會的政策的幾率會增加約45%。工具變量估計的結果表明，這種正相關關系很可能為因果關系。對於這一關系，本文傾向的解釋為，賦權業委會可以使地方政府避免在業主和開發商之間面臨兩難。為瞭證明這一機制，本研究進行瞭一系列分析，包括物業糾紛相關的訴訟案件、業主投訴的分類分析等，研究發現，當市民投訴的對象是企業而非政府行動者時，投訴能最有效地促使政府出臺有利於業委會的政策，且這些政策法規對處理業主與開發商或物業管理之間的糾紛產生瞭實際的影響。基於以上發現，研究認為，地方政府對業委會的態度主要受社會內部糾紛激烈程度的影響，政府鼓勵業委會的發展應被理解為國傢管理和轉移沖突的一種策略。

以中國業委會的發展為例，本文對決定業主賦權的政治經濟因素進行瞭系統的分析。研究將政策法規的出臺與日益多元化的社會背景結合起來，將政府的政策回應理解為一種管理不同社會經濟群體的間接策略。通過回應某些公民群體的要求，政府可以巧妙地在相互沖突的社會經濟力量之間保持平衡，並鞏固其作為中立仲裁者的地位。本研究也有助於理解基層社會治理的復雜性，地方官員可能更期望減輕行政負擔，減少管轄區內的社會沖突。當城市化和經濟發展導致不同群體之間的沖突日益頻繁時，地方官員有強烈的動機為居民自治提供更多的空間，這是市民社會能夠發展的重要原因。此外，本研究是對既有的以定性為主的文獻的補充，通過新型數據對影響市民社會發展的因素進行瞭定量估算。

（聲明：本內容系政治學評介獨傢原創，任何形式的轉載務必向我們申請授權，違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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