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玲

小崔可谓当下中国的勇士，虽然他说自己的"勇敢行为"不过是为了报私仇而已，但他身上显然还残存著古人那种"士的精神"。现在，他在有意无意间代表着13亿中国人孤军奋战的身影，让人们感慨之余难免不刮目相看那种不畏死亡的劲头。

这种具有"士的精神"的劲头，今天早已是凤毛麟角，然而古代却是遍布朝野。那么这种精神和劲头是怎样在历史长河中弄丢的呢？

翻读中国历史书，简直就是一部国民性被跌宕起伏改造削弱的泣血画卷，在此不妨辑录如下:

一、华夏族的尚武精神曾经很浓烈

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它的形成主要夏商周三朝递进而来。 这三朝的古人都认黄帝为自己的始祖， 所以他们具有同一族性。

华夏族把周边的民族视为另类，给他们起了四个名字: 戎，狄，蛮，夷。

戎是一人手持戈，狄是与狗和篝火为伴，蛮是两边盘著辫子的人蹲坐，夷是一个人身上背着一张弓。显然这些人与农耕的华夏民族不一样，野蛮而未开化。

春秋战国时期，是贵族精神和尚武精神最为浓烈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上至君王将相，下至商人游侠和愚夫村妇，颇有磊落坦荡的生命风范，有慷慨悲歌的豪侠气概和勇武人格。

“士” 这个集团对中国的影响至深。"士"的崛起，始于战国时期。"士"被称视为社会的先锋，整个战国史是他们大显身手的舞台。

“秦出东夷”，“秦为西戎”，历史上对秦的出处有两种说法。有说，秦始皇的祖先嬴氏，曾为周王养马驾车，因功受封而逐渐走向了前台。

到了战国时期，秦国在所有国家里是属于落后的，父兄子弟和姑媳妯娌同寝一室这种没有伦常的陋习，直到商鞅变法后才严厉禁止。

公叔痤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通过多年的观察发觉自己的秘书（中庶子）公孙鞅（公的儿子称为公子，公的孙子称为公孙）是个可挑大梁的能人。

公叔痤年老病重时，魏惠王问他相位的后继人选。他推荐了公孙鞅，但是魏王只是嘿嘿而已不置是否。于是，公叔痤告诉魏王，如果你不用公孙鞅就杀了他，不能让这个人才为他国所用。

魏王走后，公孙痤告诉公孙鞅，我只能先君后臣对不起你了。他让公孙鞅快跑，否则将遭杀身之祸。公孙鞅却异常冷静，笑笑说，既然魏王不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

商鞅根本不惧死，俨然视死如归。 魏王并没杀他。

公元前360年左右，秦国发出一份《求贤令》。不满30岁的公孙鞅看见之后，毅然走向西边秦国的风沙中。

商鞅变法，重用法家，抑制儒家。岳麓书院收藏的秦简所见，其制定的秦律非常细致，对判例有精深的见解。

商鞅雕塑

商鞅变法十年后，其训练出来的秦国新军出征魏国，秦军如洪水猛兽，把魏国打得稀里哗啦，魏国被迫迁都到大梁。魏惠王在位超过半个世纪，这时他想起当年公叔痤的话，后悔莫及。

商鞅时代的通才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文武全才，他们既可以在外交宴会上赋诗，也可以在国家战争时亲自上阵指挥。可惜这种教育体系以及承载它的贵族集团到汉以后都消亡了。

商鞅建立起了一套制度，但是在汉代以后，商鞅的法治思想并没有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汉代以后所谓的“外儒内法”，那个法已不是商鞅提倡的法。

商鞅反对人治，历史也证明，即使人治创造了一段时间的辉煌，然而那种人治辉煌却不能持久。

二、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历史上有许多不畏强暴、以死相争的"士"，比如华元、曹沫、蔺相如、毛遂、樊於期、荆轲等。

吴起在楚国被杀，卷入五起内乱的楚国阳城君，聘请墨家团队为其守城，这些人真是誓死抵抗，最后185名墨家团队的人全部战死。

孔子说，士是内圣外王兼备的人才，既能对自己的行为怀羞耻之心，又不付众望能担当一方重任的人。

孟子说，“无恒产者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 士是无恒产的，他们他们身无负担，了无牵挂。

士可杀不可辱。士以天下为己任，本是他们留给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阶级对士倍加礼遇。国王礼贤下士，进一步发展到公子养贤。战国四大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是著名的养贤公子。

但是中国人后来竟然被称之为东亚病夫，贪生怕死是一个重要因素。

1904年梁启超去日本，痛感国家衰弱，欧洲和日本人常常评论说“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于是他著述《中国之武士道》一书，认为中国的武士道，就是“士的精神”。

梁启超

梁启超在书中选了70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物来自不同的阶层，有侠客，有刺客，有君主，有将军，有宰相，有太师，也有地方官员，还有陪臣、谋士、屠夫、仆人、农人、民妇等等。他们从朋友中到一种名誉承诺，轻生死，TA们有血性、重道义、重名誉，轻功名、轻生死，除暴安良、扶危济贫、行侠仗义，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梁启超认为，自黄帝以来华夏族就是靠武力征服四周的蛮夷，打下一片空白在这广袤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的。

梁启超得出结论，“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

历史学家发现，秦一统天下后建立了帝国，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看，是很大的进步。但从社会组织的丰富和复杂程度看却是退步。随着秦政确立，封建社会的生态组织几乎全部消灭，犹如大树之下寸草不生。

秦帝国模型可以大致这样简化，金字塔尖是依托于暴力的最高权力，中间是受其雇佣分利自肥的文官集团，庞大的金字塔底部是一盘散沙的广大民众，他们只是为帝国输送税收而没有丝毫的谈判能力。

秦大一统建立后，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越来越突出，国家有驾驭人民的绝对权力，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把这种强大的国家机器比喻为怪兽“利维坦”。这个怪兽提供了和平与秩序，但它也开始饕餮食人。

春秋时期是古典贵族政治的高峰，连战争也充满了礼仪，战国则是一个残酷竞争的时代，伴随着数百万人的残酷死亡，我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转型为帝国社会。

战争是历史进程的催化剂，春秋战国不到600年发生了660多次战争，春秋时期的战争使130多个国家变成不到十个。

司马迁在史记中感慨，“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齐庄公被杀是一件“轰动国际”的大案：齐国权臣崔杼的妻子很美，齐庄公跑到他家后院儿与他的妻子私通，崔杼在后院布置家丁捉奸，结果齐庄公翻墙逃跑时被射中大腿摔死。

《左传》记载，崔杼弑君后，太史秉笔直书，崔杼怒而杀之；太史的大弟太史仲继续这么写，亦被杀；他的二弟太世叔还这么写，又被杀；太史的小弟太史季仍不屈服，崔杼威胁他再如此写还会被杀。太史季回答：秉笔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

邻国的一位太史，听说了这兄弟四人的事情后，表示太史季如果被杀，他将来记录这段历史。好在崔杼忌惮了这种不屈不挠的赴死，最后放了太史季一马。

这种前赴后继，让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一行行残编断简却原来都是那些太史官用生命记录下来的。

三、皇权至上后下面是一盘散沙的民众

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11世纪，也就是我国的夏朝和商朝时代，文明古国有四个。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在夏商之后我们的文化有了更高水平的发展，可是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古国却全部陷于衰落和灭亡。

中国的春秋战国，最后走向了统一，在世界上也是个特例，在欧洲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进入中世纪封建社会，小国间混战不断，欧洲人期盼出现一个强国来统一天下，但最终也没有实现。

中国的封建社会跟欧洲的封建社会结构非常相似，只是时间上早了1700多年，可是在封建后的发展中，东方和西方就南辕北辙了。

封建社会之后，中国形成了国家强于社会的大帝国模式，上面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皇权下面是一盘散沙的民众，而封建后的欧洲，是在无数个小型的民族国家相竞争的局面中，从封建社会直接演化到现代社会。

从商鞅变法前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了一个长达300年的社会大转型，秦汉帝国都是这次社会大转型完成的产物。封建体系结束，帝国体系诞生并走向稳定和成熟。帝国体系在中国运行了2132年，直到清王朝灭亡。

秦朝为后代奠定了制度框架，汉朝继承了其制度却替换了其中的思想基础。汉朝是中国几百年历史大转型完成的产物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高峰。

汉代在国家版图，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民族气质乃至生活民俗等多方面确定了华夏族未来2000年的基本形态。

由于汉朝的关系，华夏族最终被称为汉族。所谓“汉”字，是刘邦当年在巴蜀汉中一带被封“汉王”而来。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庶民建立的王朝，领导集团的刘邦、萧何、曹参、韩信等都曾是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中国古典贵族的培养体系，汉朝以后就断绝了。

汉武帝和董仲舒两人联手合作，推出了影响中国2000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法家是儒家的死对头，于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被废除，中国在制度还有思想上就都走上了儒家这一不归路。

儒家思想被选择为汉帝国的意识形态基础有其必然性。自从夏王朝建立国家，由公天下变为家天下以来，国家机器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战国时期的法治思想和古典法治精神，在汉代被全盘抛弃。最为遗憾的是，法家三派之中最糟粕的“术”派思想，被汉朝吸收柔和，用于皇帝驾驭臣下，形成所谓的“外儒内法”、“王霸杂糅”的统治体系。从此，人治成为历史的主流。

儒家学说成为垄断地位后，从汉代一直到清朝，儒家学说在思想界形成垄断地位，塑造了后世中国的思维，中国再也没有大规模的思想创新，华夏族本是最具原创力的民族，从此就一直被这种思想束缚。

王莽在人们的推举中建立了东汉，但是不到20年又被推翻了下去，而且在暴乱中被杀。

刘邦的后裔刘秀重新掌权后，颁发了一道诏令，废除了从普通百姓中选拔勇者从军和接受军事训练的机会。后来主要依靠雇佣的外籍兵，既所谓的胡兵。后来推翻汉朝的董卓就是胡兵的领袖。

华夏族的价值观自东汉开始转为文弱，尚武精神逐渐消亡，中国历史由此走向弱势格局。东汉以后，每当华夏重震尚武精神，国家便会走向复兴，反之则走向衰亡。

罗马帝国的两次灭亡，都跟中国有间接关系。一次是汉朝时期，中国大破北匈奴，匈奴从中国消失后跑到了欧洲，把欧洲搅得天翻地覆。匈奴人在欧洲历史书中被称为匈人，定居在匈牙利草原，最著名的领袖是阿提拉。另一次是隋唐时，中国大破突厥，突厥往西跑，杀入东罗马，在罗马帝国腹地建立了土耳其，突厥人后来攻破了君斯坦丁保，东罗马帝国陷落。

东汉给后面的400年投下了一个长长的阴影，这个阴影也可以说是“五胡乱华”的根源。

西晋“八王之乱”时，胡人趁乱攻入。晋朝皇室和北方广大居民进入长江流域，史称衣冠南渡。

百余年间，北方各种胡人在华北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国家，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国最大，故称“五胡”。

这是汉民族的一场大灾难。东晋与五胡的战争，十六国之间的厮杀，使得这一时期战乱连连。直到隋文帝建立隋朝，中国才结束了300年的动乱和分治，但汉人已被纷纷混血。

四、华夏族不断被外族蹂躏侵占混血

据陈寅恪考证，“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居，乃一较晚之事实也。”李唐的先祖是汉人，但是发迹后多次与鲜卑贵族通婚，太宗的祖母独孤氏是鲜卑化的匈奴人，其母后窦氏也是鲜卑人，所以唐朝皇帝身上带有鲜卑血统。

唐王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射杀自己的兄和弟之后，即位为帝。他掀起的贞观之治，重振了"士的精神"，也复活了天下为己任的士精神。

魏征曾在太子李建成府中担任参谋，政变以前曾劝太子除掉太宗，但是李世民依然重用了他，魏征也不负所望，成为著名的谏臣。

唐太宗很善治，他的朝廷成了大帝国中央最少的政府，仅有643人，全国官员也就7000余人。几乎成为历史上最精简的政府，它将小政府的治理模式发挥到了极致，即考量了行政成本又兼顾施政效率。唐太宗的前期确实很有功劳，但是后期开始骄奢淫逸，行游和修造不断，贞观之治也是虎头蛇尾。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忌惮军人操权 对宋家王朝形成威胁，所以宋代一个铁力的家训是“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赵光义曾经直白地说：文官即使个个贪污腐败，危害性也不如武将的十分之一（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赵匡胤篡权起家，深知军权足以动摇政权，因此对武将深深忌惮。在宋朝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大量的提拔和重用，武将正好相反，在导向上抑制，在制度上限制。

宋代做武将很难，做一个忠义的武将更难。军权与政权的关系一直无法很好解决。朝廷容不下有能力的武将。那些赤胆忠心的武将们，结局好点的，小心解甲归田。结局不好的便是含冤屈死。

一个公权彻底被个人所操纵的国度，一个全社会文弱连审美都变态到喜欢妇女缠足的民族，一个标榜道德却空谈心性的思想体系，难免不走向衰败。

最后崖山兵败，南宋灭亡。这是中国第一次完全被北方游牧民族统一，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被打入三等和四等人。一等人是蒙古人，二等人是色目人，三等人是北方汉人，四等人是南方汉人。

元朝是有规定，汉人不能打猎，不能习武，不能聚众祠祷，不能买卖，不能夜行，不能持有兵器。汉人即使在地方做官，也不能当一把手。

蒙古蛮族的追求是，放鹰猎狐，征伐四方。蒙古人用20万骑兵，征服了欧亚大陆，建立了四大汗国。是分别是：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尔汗国，窝阔台汗国。

日本学者认为，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而不是中国的一个朝代。

成吉思汗的一个近臣认为汉人没有用处，建议全部杀光，将中原一律改为草木繁茂的牧场，成吉思汗认为说得有理。幸好当时比较了解汉人的耶律楚材表示了不同意见，说是可以留下汉人干活交税，每年能有大量的财富收入。成吉思汗才放弃屠杀整个汉人的计划。

其实蒙古人的军队比不上匈奴，只是当年匈奴的一半，但是他的对手已经远远弱于前人，所以招致失败。

郑和七次下西洋开始于15世纪初期，而哥伦布、达加马等人开辟新航道，则开始于15世纪末期。

为什么欧洲人航海开辟出新航道，使西方走向资本主义并且改变了世界格局；而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却没有突破农业社会走向现代世界？

究其原因，历史学家基本上达成了这样的一致看法：欧洲人航海是为了开辟势力范围并赚取钱财，而中国人航海却是散财张扬皇恩浩荡的面子工程。所以最后欧洲人越来越赚钱，开题的势力范围也越来越大；而中国人钱散光了以后，也就不再出海了。

明朝和明朝前，中国经济被认为是世界上长期保持第一的地位。晚明时的江南，经济十分发达，国际贸易繁荣，生丝，绸缎，瓷器，布匹等产品远销到欧洲和南美洲，具有世界竞争力。但是野蛮入侵的清朝，打破了中国的文明进程。

尚武精神的兴衰，在中国历史上起著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自上古到西汉，是尚武精神的时代，西汉中期尤其是东汉以后，尚武精神就逐渐消失了，尚武精神短暂复兴时，国家就变得强大，如唐朝和明朝初年，但一旦静止下来，尚武精神渐渐失去，国运便长期低迷。

五、宋明理学和文字狱整趴下了中国人

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程朱理学"，也叫宋明理学。其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延续下来变成了禁锢了人们思想行为与自由的帽子。

古代是三公坐而论道，唐五代天子见宰相坐命赐茶，到宋朝逐渐废除，宰相见天子要站立略汇报，到了清朝就更惨了，不得不下跪了。

清朝大兴文字狱，皇帝总共发起了一百多起文字狱。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关怀，以及对人权对人性的思考都泯灭了，于是金石学、鱼虫学应运而生，传统文化不再有生命的形体，被博物馆化。

文字狱对思想的禁锢，由历史上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国的发明急剧减少。使得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

清朝在政府过程中的大规模屠杀的史料，也被精心掩盖起来。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统计为1.36万卷，焚书15万册，比秦始皇当年的焚书坑儒厉害多了。

中国古代历史，崇尚士的精神，庙堂之上的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清军入关后血腥屠杀，文字狱的钳制，让血性有才华的汉民族精英大多消亡了。

朝廷里的大臣不仅身体在皇上面前下跪，精神和灵魂也都跪下了。

鲁迅说：“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军事学家蒋百里说，“我所认识的那些举人秀才化成灰了也都是当奴才的料。”此后，中国人就很难站起来了……

中国的百年近代史，经历了相信古典，打碎古典，重建新古典之路。以前国人对古代摩拜，后来的五四和文革打碎了古代的一切。

古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说。四维可归结为国家兴旺的最主要因素。决定一国历史兴衰的，有两个根本因素，一是政治制度，二是民族基因。

中国人今后能否找回"士的精神"，还是要看制度和基因是否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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