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初名穈，學名洪騂，字適之。

1891年12月17日﹙清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七﹚出生於上海，時其父坦任淞滬厘卡總巡。安徽績溪人。胡適曾引用宋代楊萬裡的詩句來描述自己的故鄉：“萬山不放一溪奔，攔得溪聲白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上莊村位於績溪嶺北的深山中，從山裡奔出的常溪河，流經上莊時被引入村，形成一條護村河，與周圍起伏的青山一起，圍護著這一方天地，構成瞭徽州著名的上莊楊林水口。

安徽績溪，與陳獨秀的出生地安徽安慶、蔡元培的出生地浙江紹興，皆位於北緯30度線附近。這段虛擬的緯線穿越浙皖兩省而薈萃的人才層出不窮。蔡元培、陳獨秀與胡適三人乃是其中的佼佼者。

胡傢歷代以經營茶葉為生。胡適的父親胡傳官至臺灣臺東直隸州知州，又兼領臺東後山軍務。至今在臺東仍可見到“清臺東直隸州州官胡鐵花紀念碑”﹙胡傳字鐵花﹚。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胡傳托四弟把傢眷送回徽州故鄉，次年二月回到績溪。四月簽訂的《馬關條約》把臺灣割讓給日本，所有清廷派來臺灣的官吏，均奉召返回大陸。臺灣民眾反對割臺，要求巡撫唐景崧堅守。那時電報不通，餉源斷絕。胡傳又得瞭腳氣病，左腳已不能行動。他守到五月初三，始離開後山。到安平時，劉永福將軍留他幫忙，不肯放行。到六月二十五日雙腳都不能動瞭，劉始允許他離臺內渡。六月二十八日到廈門，手足俱不能動瞭。七月初三病故於廈門。其時胡適隻有三歲八個月。

胡適回憶說：

徽州自古以來就尊師重教，而績溪文風尤甚，素有“邑小士多”之美稱。明清兩代績溪各處都有館塾，像上莊那樣偏僻的山村在清代私塾亦有七所。一回到上莊，馮順弟就把胡適送入傢塾讀書瞭。1904年胡適到上海進入新式學堂學習。

胡適在上海住瞭六年﹙1904-1910年﹚，換瞭四個學校﹙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中國新公學﹚。這是他人生的第二個段落。

初到上海時，胡適全不懂上海話，又穿著夾袍和大袖馬褂，完全是個鄉下人。

在澄衷學堂求學時，教員教胡適買吳汝綸刪節的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他第一次讀《天演論》。《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全國,竟做瞭中學生的讀本。“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醜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卻是一種當頭棒喝，給瞭無數人一種刺激。幾年之內，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

胡適在學堂的名字叫胡洪騂。一天他請二哥代他想一個表字，二哥說：“就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字，好不好？”胡適很高興，就用“適之”二字。後來發表文章，偶而用“胡適”作筆名，直到1901年考試留美官費時，才正式用這個名字。

胡適在澄衷學堂隻耽瞭一年半，但英文和算學的基礎都是在這裡打下的。一次，為瞭班上一同學被開除的事，胡適向學校當事人抗議無效，又寫瞭一封信去抗議，白振民先生責備他，記胡適大過一次。胡適頗感不平，不願繼續在澄衷瞭。1906年夏考取中國公學之後，便搬進該校去瞭。

中國公學是留日學生為抗議日本文部省侮辱中國而憤慨回國在上海創辦的。胡適住入該校後，見許多同學都剪瞭辮子，穿著和服，拖著木屐，又有一些從內地剛出來的老先生，帶著老花眼鏡，捧著水煙袋。他們年紀都比胡適大的多，使他感覺是個小孩子。

中國公學的教職員和同學之中，有不少革命黨人。要看東京出版的《民報》在這裡很方便。還有一些激進的學生往往強迫同學剪辮子，不過胡適在該校三年多，始終沒有人強迫他剪辮子，也沒有人勸他加入同盟會。直到20年後，才有人告訴他：當時校裡的同盟會員曾商量過,大傢都認為他將來可以做學問，所以不勸他參加革命。但在當時，他們有些活動並不瞞胡適。﹙參見《四十自述》﹚

那時的上海完全是上海話的世界，各學校全用上海話教學，學生全得說上海話。中國公學是第一個用“普通話”教學的學校。初入學時，胡適隻會說徽州話和上海話，不久也會說“普通話”瞭。

1908年9月間，中國公學發生瞭一次風潮，校方將簽名停課的學生“全行解散，另行組織”，激起絕大多數學生的公憤。他們決定退學另創新校。十天後，新學校正式開課，定名為“中國新公學”，學生有一百六七十人。

胡適也在退學之中。新校教務幹事要胡適擔任低年級各班的英文課。此時他不滿17歲。從此以後，胡適每天教6個鐘點的英文，還要改作文卷子。好在精力旺盛，還能勉強支持下去，直到第二年冬天中國新公學解散。這一年的教書生活雖然艱苦，對胡適卻有很大的益處。據他回憶，“這一年的經驗,為一個理想而奮鬥,為一個團體而犧牲，為共同生命而合作，這些都在我們一百六十多人的精神上留下磨不去的影響。”﹙《四十自述》﹚

1910年胡適閉戶讀瞭兩個月的書之後，和二哥一起北上，到北京參加留美官費考試。

留美考試分兩場，第一場考英文、國文，及格者才許考第二場。國文試題為《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說》，胡適得100分。英文考瞭60分。平均80分，取瞭第十名。第二場考各門科學，如西洋史、物理學、動物學，考得很不得意，幸虧第一場考得好，最終考瞭個第五十五名。這次考試取七十名，挨近榜尾瞭。

在學校裡用胡洪騂的名字，這回北上應試怕考不取被學友取笑，所以臨時改用胡適的名字。

“從此以後，我就叫胡適瞭。”﹙《四十自述》﹚

1910年8月胡適赴美國留學，先求讀於康奈爾大學農學院、文學院。1915年9月註冊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研究部。他是對實驗主義作瞭一番有系統的閱讀和研究之後,才決定轉學向杜威學習哲學的。

詹姆士、皮爾士死後，杜威是實驗主義宗師中的碩果僅存者。他的著作是胡適所傾慕的。在研究部胡適選瞭他兩門課：“倫理學之宗派”與“社會政治哲學”。前一門課啟發胡適選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胡適後來說，杜威對他其後一生的文化生命有決定性的影響。

實驗主義是美國哲學的主流，系英國經驗派的一個支流。當時在美國已經發展成熟。胡適適逢其會，成為把美國哲學引進中國的首要人物。1919年5月，杜威應邀來華講學。在上海稍住數日便轉住北京。他在北京連續作瞭五次講演，後又在天津、濟南、太原等地講演，胡適均為翻譯。

胡適晚年每每喜歡在講演時向中國聽眾介紹赫胥黎治古生物學的方法。在他看來，這種循果以推因的治學方法乃是研究一切歷史科學的法則。

1912年是留學美國的第二個年頭。思念祖國的衷情在孤懸海外的胡適心頭油然而生。10月10日那一天，他在日記中寫道：“今日為我國大革命周年之紀念，天雨蒙籠，秋風蕭瑟，客子眷顧，永懷故國,百感都集。欲作一詩寫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

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期間，就致梅光迪一封信，批評中國文學“徒有形式而無精神，徒有文而無質，徒有鏗鏘之韻，貌似文辭而已”。他認為，欲挽救此種弊害務必：

“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時’時，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質救文之弊也。”後又在給朱經農的信裡說：“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1﹚不用典；﹙2﹚不用陳套語；﹙3﹚不講對仗；﹙4﹚不避俗字俗語；﹙5﹚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的方面。﹙6﹚不作無病之呻吟；﹙7﹚不摹仿古人；﹙8﹚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內容﹚的方面。”

總之，此一兩年間，胡適與同學、友人多次討論文學改良問題。

1917年1月，胡適把討論中一些成熟的意見整理成《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寄給陳獨秀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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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的要點是：“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

胡適常說自己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陳獨秀緊接其後，發表《文學革命論》一文，把“文學改良”推進到“文學革命”，正式舉起革命的旗幟。他坦承：“餘甘昌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三大主義：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二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三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除陳獨秀之外，最初贊成胡適主張的，還有北京大學教授錢玄同。此後文學革命運動就從美國幾個留學生的課餘討論，變成國內文人學者的熱烈討論瞭。

胡適從中學時期就致力於推廣白話文的工作。他的第一篇白話文發表在中國公學創辦的《競業旬報》創刊號上。以後，他在報刊上發表瞭白話散文、議論文及小說等作品。1915年夏他在東美中國學生會上，以《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為題發表論文，意謂漢文不易普及在於教學方法有問題。

胡適認為，舊的教學法有四弊：一是漢文乃半死文字，不當以教活文之法教之；二是漢文乃視官文字，非聽官文字，既不能傳聲，又不能達意；三是吾國本有文法，但教的人不重視，王見應將文法學列為必修學科；四是吾國向不用文字符號，致文字不易普及，應采規定符號，以求文法易於解，意義便於明確。

1917年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則是最具影響力的一篇文章，可以說是胡適鼓吹白話文的代表作，倡導文學革命的宣言書。繼之又發表多篇文章，大多是提倡白話文的議論。一時間在學界興起陣陣波瀾。擁護者日眾，也不乏反對者。

1917年4月，胡適寫瞭一封長信給陳獨秀。信中寫道：“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陳獨秀在第三卷三號《新青年》上答復道：“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自1918年1月始，《新青年》由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劉復、胡適六人輪流編輯。這一年的《新青年》完全用白話作文章。4月胡適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文中寫道：“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隻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隻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瞭國語的文學，方才可以有文學的國語。有瞭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方才算得真正的國語。”

所謂國語，指本國人民共同使用的語言。所以，胡適又說：“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國國語成立之時……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

這篇文章把從前胡適、陳獨秀的種種主張都歸納到十個字，其實隻要“國語的文學”五個字，

1918年冬，陳獨秀等又辦瞭一個《每周評論》，也是用白話寫的。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羅傢倫等也辦瞭一個白話的月刊，刊名《新潮》。1919年初，除瞭《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之外，北京的《國民公報》也有好幾篇響應白話的文章。從此，響應的漸漸多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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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的多瞭，反對的也更激烈瞭。北大內部的反對者推出兩個刊物，《國故》與《國民》都是反對白話文的。校外的反對派甚至企圖利用武人政客來壓制這場運動。二三月間，謠言四起，有的說教育部出來幹涉瞭，有的說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已被驅逐出京瞭。諸如此類的謠言很可以代表反對派此時此地的心態。

反對白話文的數古文傢林紓最負盛名。林紓，字琴南，雖不懂外文，卻與留學海外的士子合作，以文言文翻譯西洋小說180餘種。林紓給蔡元培寫瞭一封公開信，指責陳獨秀、胡適等“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侈為不經之談”，同時還警告蔡元培“以守常為是”，“為國民端其趣向”。

蔡元培也寫信作答。針對林紓的無端指責，蔡元培反詰：北大教員中，是否有人以“覆孔孟，鏟倫常”教授學生？北大教授中，是否有人曾在校外發表過“覆孔孟，鏟倫常”的言論。

接著，蔡元培列舉事實駁斥林紓的不實之詞：北大的講義已出版的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崔懷瑾的《論語足徵記》、《春秋復始》；哲學研究會中，梁漱溟就孔孟思想多有闡發。在這些出版物及北大教員的言論中，“尊孔者多矣，寧曰覆孔？”北大教授在校外發表言論，本可置之不論，但考察之下，也隻有《新青年》偶有對孔子學說的批評，但也是對孔教會等托孔子學說以攻擊新學說者而發，“非直接與孔子為敵也”。

至於“廢倫常”，蔡元培反駁說：五種倫理關系中，“君臣一倫，不適於民國，可不論”，其餘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在中學以下修身教科書中都有詳細闡述。大學倫理學盡管涉及不多，“然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試問有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志，為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之主張者？”

最後，蔡元培在信中駁斥林紓所謂白話文乃“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的觀點。信中寫道：白話與文言，隻是語言形式不同而已，並無高低貴賤之分。嚴復用文言所譯《天演論》、《法意》、《原富》等書，原文均是白話。你林紓用文言所譯的那些小說，原文也是白話。難道譯本是文言，竟會“高於原本乎”？事實上，無論白話文還是文言文，要做好都需要很高的文學素養。蔡元培舉例說，北大教員中，善做白話文如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都是博覽群書，很有學問的，並不是“非能做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

蔡元培自己也主張白話，他曾說：“我們中國文言同拉丁文一樣，所以我們不能不用白話……雖現在白話的組織不完全，可是我們決不可錯過瞭這個趨勢。”

又說：“我敢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勝……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

蔡與林圍繞白話文的爭辯發生在三月間，過瞭一個多月，五四運動就爆發瞭。此後各地的學生團體出瞭無數小報，形式略仿《每周評論》，內容全用白話。此外還出瞭許多用白話寫的雜志。據估計，1919年這一年之中，至少出瞭400種白話報。一年以後，連日報也漸漸改瞭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