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是奴隸制崩潰、封建制興起的時代。正如王夫之所說，這是“古今一大變革之會”(《讀通鑒論》)。當時政治思想戰線出現的諸子百傢競相爭鳴的局面，是這個大變革時代尖銳復雜的階級鬥爭的反映。而那些各樹一幟的學派，又是一些由師生授受關系結合而成的教育團體。儒、墨、法各傢的代表人物，往往既是政治傢、哲學傢，又是教育傢。因此，春秋戰國時期政治戰線的儒法兩條路線鬥爭，必然要強烈地反映到教育領域裡來。

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先秦法傢，是十分重視教育的。商鞅曾說:“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商君書·賞刑》)，把教育與政令賞罰看得同等重要，認為隻有統一教育，新的封建制度才能鞏固。法傢一方面批判奴隸制的教育制度，舉起瞭“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的旗幟，提出瞭“無教化，去仁愛”《漢書·藝文志》)的主張，即否定奴隸主階級的教育，根除儒傢的思想體系“仁愛”。同時,又利用教育陣地大力宣揚法傢的革新思想和唯物主義世界觀,讓青年一代研究“權謀術數，嚴刑峻法”，積累文治武功方面的經驗，為地主階級奪取政權作必要的輿論準備和人才準備。可見，法傢是把教育作為進行社會改革的工具。法傢的先驅者少正卯和法傢傑出的思想傢荀況等人，都做瞭大量教育工作，並在教育問題上有許多卓越的見解。

代表沒落奴隸主階級的儒傢,也是極其重視教育陣地的。孔丘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就用於搞教育工作，他甚至在“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的落魄時刻，仍然“講誦、弦歌不衰”(《史記·孔子世傢》)。孔丘辦教育真可謂不辭勞苦，費盡心機瞭!

孔丘究竟為瞭什麼目的，要這樣死死抓住教育不放呢?

過去有人說，孔丘辦教育是為瞭用文化的力量增進人民的幸福。這種說法所依據的“理由”主要有兩條，一是“孔子首創私學”，二是“孔子提出瞭‘有教無類’的口號”。他們憑著這兩條“理由”，給孔丘戴上瞭“人民教育傢”的桂冠，孔丘的亡靈也就頂著這副桂冠，招搖過市，欺騙瞭不少人。因此，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解剖刀，戳穿孔丘“首創私學”和“有教無類”這兩張畫皮，就是十分必要的工作瞭。

一、為瞭“復禮”而興辦私學

長期以來，尊孔派總是說，孔丘首創私學，打破瞭“學在官府”的傳統，促進瞭文化下移，這是“孔子的一大歷史功績”。這種論調完全歪曲瞭歷史事實，顛倒瞭因果關系。

(一)“私學”並非孔丘首創

在殷、周奴隸制“盛世”，奴隸主貴族把持瞭文化、教育陣地，庶民(奴隸)一概被排斥於學校的大門之外。大奴隸主在國都設立“國學”，隻有大奴隸主貴族子弟才有資格入學；其他中小貴族則在自已管轄的地區設立“鄉學”，也隻有他們的子弟才能入學。當時的圖書典籍都深藏在貴族的宮庭，由擔任文化職務的官吏世襲保管，並讓他們在國學或鄉學教育貴族子弟，這便是所謂的“學在官府”。

春秋末期，奴隸制社會逐步解體，階級關系發生急劇變化，一些貴族淪落為平民，一些平民又上升為有財有勢的地主、商人。階級關系的變遷，為教育下移創造瞭條件。隨著周天子“共主”權力的喪失和一些公室的衰落，“國學”和“鄉學”辦不下去瞭，據《左傳》記載，公元前542年(即孔丘九歲時)，鄭國的然明就向鄭相子產提出瞭“毀鄉校”的建議。而國學鄉學的倒閉，使得原來的宮庭文化官吏以及其他知識分子，樹倒猢猻散，向下層轉移。《論語》中就有這方面的記載:“大師摯適齊，亞飯幹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鞀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微子》）意思是說，原來在周王室中司禮樂的官員，如樂官長“摯”去瞭齊國，二級樂師“幹”去瞭楚國，三級樂師“繚”去瞭蔡國，四級樂師“缺”去瞭秦國，打鼓的“方叔”移居黃河之濱，搖小鼓的“武”移居漢水附近，少師“陽”和擊磬的“襄”移居海邊。司禮樂的文化官吏是這樣，其他知識分子也是如此，紛紛流落於民間。

與知識分子逐漸向民間下移緊密相聯系，許多文化典籍也隨之沖破瞭宮庭的禁錮，為較多的人所閱讀。而當時新興的地主階級和小生產者也迫切需要掌握文化教育，為其政治經濟利益服務，這樣，就出現瞭“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十七年)的局面。

許多古籍的記載證明，春秋末期私傢辦學已開始成為一種風氣。如在孔丘以前，鄭國有個法傢先驅者鄧析就辦學執教，負有盛名。鄧析著《竹刑》，是專門講法的。凡是向他學“訟”(即革新派的法律)的，都收學費，如衣服、短褲等等。在他門下求學的人數很多。這個事實說明，早在孔丘之前，就有革新派人士在興辦私學。

據記載，與孔丘同時，魯國有個斷足的人，名叫王駘，也收徒講學，其學校規模與孔丘的不相上下。更重要的是，當時在魯國有一位法傢先驅者少正卯辦瞭規模不小影響很大的私學。東漢唯物主義哲學傢王充在《論衡》中談到少正卯的講學很有吸引力，孔丘的門徒中，除瞭最頑固的顏淵，都去聽過少正卯的課，使得“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幾乎把孔傢學店搞垮瞭。可見，在春秋末期，辦私學的決不是獨有孔丘一傢，別無分店。私學的盛行，私學的取代官學，決不是什麼孔丘的“首創”，而是春秋末期社會大變革造成的一種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孔丘辦私學，不過是奴隸主階級“官學”維持不下去的情況下，采取的一種“應變措施”，其目的是為瞭同新興地主階級的教育事業相抗衡，爭奪青年一代。

制造“孔子首創私學”的謊言，抹煞少正卯等法傢代表人物興辦教育、改革教育的歷史功績，並從根本上否認法傢有教育思想，污蔑法傢“不重視教育”、“不懂教育”，甚至胡說法傢要“消滅文化教育”，這是尊儒反法思潮對歷史的嚴重歪曲。事實上，法傢不僅有著進步的教育思想(這從法傢的大量著作中可以清楚看到)，並且進行瞭卓有成效的教育工作。如荀況曾在趙、齊、楚等國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特別是在齊國稷下學宮，“三為祭酒”(三次擔任最高學府的領導工作)，並被人們尊崇為“最為老師”(最有威望的老師)。荀況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中培養出瞭韓非、李斯等進步的思想傢和政治傢，對秦統一中國起瞭一定作用。後來，宋代法傢王安石在變法時，也大刀闊斧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可見，私學並非孔丘首創，我國教育並非儒傢獨霸。歷史的真實面貌是：一部古代教育史，貫穿著儒法兩條路線鬥爭，而推動我國教育事業前進的，決不是孔丘及儒傢的反動教育路線，而是勞動人民的革命實踐，同時，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法傢進步教育路線也起瞭顯著作用。

(二)孔丘辦私學是為瞭挽救“先王之教”的衰亡

春秋末期出現的“文化下移”的新形勢，說明瞭奴隸主貴族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統天下，正在不可挽回地崩潰著。後來，法傢韓非提出的“廢先王之教”，就是主張在政治領域和教育領域裡徹底根除奴隸制的舊傳統。然而，顧固堅持奴隸主貴族立場的孔丘，竭力扭轉這種革命的趨勢，企圖挽救“先王之教”的衰亡。孔丘的學生子貢曾說,孔丘求學、辦教育，都是為瞭收集、整理“失墜”於民間的“文武之道”，使之不至於泯滅。孔丘還說過:“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表明他唯恐奴隸主階級的舊教育日趨沒落，並把舊教育無法挽回的崩潰看作是最大的憂慮。因此，需法兩傢的教育事業,是針尖對麥芒，一個是要維護“先王之教”，一個是要廢除“先王之教”。用今天的語言來說，一個是反對教育革命，一個是堅決主張教育革命。

孔丘是一個復古狂，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一心希望“復禮”。在孔丘的心目中，西周的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他說:“周禮是參照夏商兩代制定的，文采多麼豐富啊！我是遵從周禮的。”孔丘的學生有若也說:“古聖先賢的道德、道理這是最好的，不管大的方面還是小的方面，都要照著去做。"孔丘不僅認為政治制度是過去的好，就是在治學態度上也是今不如昔。他說:“古人學習是為瞭加強自己的修養，不是為瞭名聲在外；現在的人學習則是為瞭使別人知道自己有學問，徒求虛名，不務實學”。孔丘甚至說，古人犯錯誤也比今人高明，古人雖有“狂妄”的毛病，但能肆意直言，現在的狂人，就是會亂說一氣；古代的人雖然驕傲，卻還有一定的威嚴，現在的人驕傲起來，就自高自大，無理取鬧；古代的人雖有愚笨的，但比較直率，現在的人，不但愚笨，而且還會欺詐。總之，孔丘認為，從政治制度、治學態度，到人們的思想品質，都是“一代不如一代”。孔丘從倒退復古的歷史觀出發,在教育問題上必然導致“今不如昔”的反動結論。這與法傢所主張的“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荀子·勸學》)等“一代勝過一代”的觀點，是背道而馳的，反映瞭儒法兩種歷史觀教育觀的尖銳對立。

孔丘辦私學，就是為瞭使他所認為的“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今世”，變回“名正言順”的往古去。當時有人奚落孔丘:“你為什麼不當官從政?”孔丘答道:“我用孝悌教人，從而施加影響於當政者，這也就是搞政治瞭，何必一定要去當官才算從政呢?”可見，孔丘認為辦教育和當官從政一樣，都是為瞭實行“先王之教”、恢復周公之禮，使天下行“孝悌之道”。所以，孔丘完全是為著“復禮”而辦私學，為著使歷史開倒車而辦私學。他打著私傢講學的旗號，為奴隸主“官府”服務，因此孔丘辦的私學，與殷周的奴隸主貴族官學相比較，不過是“換湯不換藥”，名變實未變。韓非曾揭露，孔丘及其他儒生辦“私學”,“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韓非子·奸劫弒臣》)，“常譽先王之德厚，是誹謗其君者也”《《韓非子·忠孝》)，指出儒傢私學鼓吹古代奴隸制的典章制度，是為瞭攻擊當代的革新政治。因此，辦這樣的“私學”，決不是進步的行徑，而是倒退復古的罪行。

(三)孔丘辦私學為的是“舉逸民”

從孔丘私學的招生對象來看，也與殷、周兩代的奴隸主貴族官學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孔丘私學的大門，從來沒有向奴隸敞開過。

孔丘明確規定瞭他的私學的“入學條件”—“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束”是絲,“脩”是肉。孔丘宣稱，必須用絲和肉或比這更貴重的物品交納學費的人，他才招收為弟子、施以教誨。至於那些拿不出學費的人，當然要吃閉門羹。而“束脩”在當時是相當高昂的代價，奴隸主統治者曾規定:“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指魚)”(《禮記·王制》)，“庶人食菜”(《國語。魯語》)。在春秋時期，“肉食者”是奴隸主的代名詞，“菜食者”是勞動人民的代名詞。那些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菜食者”哪裡談得上拿出絲和肉的學費上學呢！據周孝王時代的青銅銘文記載，一個名叫留曶的貴族用一匹馬和一束絲，就從名叫限的貴族那裡換取瞭五個奴隸。奴隸們的政治經濟地位既然和牛馬沒有兩樣，哪裡有進學念書的權利可言呢！

據史書記載，孔丘的學生多是破產貴族，商人。起碼也是生活略有餘裕的自由民，有的則是達官貴人的子弟。如《左傳》記載，魯國大貴族孟僖子將死時，遺命他的兩個兒子去跟孔丘“學禮焉，以定其位”。又如，孔丘的學生司馬耕是宋桓公的後代；冉有、子夏、子遊都是官吏出身，子貢則是一個“結駟連騎”“傢累千金”的大商業奴隸主，專搞買空賣空的勾當,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勢力,可以與諸侯“分庭抗禮”。（《史記·貨殖列傳》)總之，在孔丘門下，聚集著一夥“錦衣紈絝(同褲)”、“飫甘饜肥”的奴隸主貴族及其子弟。

孔丘的門徒中還有一些號稱“貧賤”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顏回和曾參。尊孔派往往以他們兩人為例，證明孔丘私學的大門是朝“賤人”敞開著的。然而，歷史事實總是給尊孔派以一記又一記響亮的耳光。

顏回的祖先夷甫，字伯顏，曾有功於周朝，被齊威公封貴族，後來夷甫的子孫以顏為姓氏，依附魯國，“世世仕魯為卿大夫”(顧炎武《日知錄》)，到顏回的父輩才衰落下來，但仍然不愁吃穿。有一次，孔丘問顏回為什麼不出去做官?顏回答道“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馇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莊子·讓王》)總之，用不著勞動，就有吃有穿，還可以鼓琴自娛、學習孔夫子的道德學問，雖不做官，也樂得其所。可見，顏回是一個不勞而獲的寄生蟲。顏回死後“門人厚葬之”(《先進》)。在春秋時期，能享受“厚葬”待遇的，隻能是有貴族身分的人。這件事也說明瞭顏回究竟是個什麼人。曾參則是邯國太子巫的後裔。後來，都國被魯國滅掉，傢庭才逐漸破落。

春秋末期，我國開始逐步由諸侯割據走向統一，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的局面，不少奴隸主貴族也隨之喪失瞭自己的統治地位，流落到民間，成為“逸民”。而這一批昔日的貴族，正是孔丘復辟奴隸制的社會基礎。從顏回、曾參等人的情況看，孔丘的一些所謂“窮學生”，實際上都是“降在皂隸”的破落貴族，他們正是孔丘所要重新抬舉起來的“逸民”。而在孔傢學店裡，孔丘把顏回、曾參這類“逸民”抬舉得最高，並一再向統治者推薦他們。所以，孔丘辦私學，完全是為他的“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反革命政治路線服務的。

孔丘把復辟奴隸制的幻想寄托於教育事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由於他抗拒歷史發展的規律，在政治戰線屢戰屢敗，弄得沒有什麼立足之地，於是退守文教一隅，力圖抓住這個殷周奴隸制舊傳統最深的領域，同新生力量周旋到底。到戰國時期，隨著封建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儒傢復辟奴隸制的活動就更加瘋狂，孔孟之徒更是拚命抓教育、辦“私學”，以至出現瞭“私學成群”(《韓非子·詭使》)、“遊學者眾”(《韓非子·五蠹》)的局面。這夥以辦學為名的儒生，“聚徒成黨”，“盛容服而飾辯說”(同上)，大造復辟輿論。韓非針對孔丘徒子徒孫“以文亂法”的反革命活動，力主對儒傢私學“禁其行”“破其群”“散其黨”(《韓非子·詭使》)，即禁止其活動，並從組織上予以取締。韓非的這一革命主張，後來為秦始皇所實現。“焚書坑儒”便是對儒傢私學的一次沉重打擊，也是對先秦法兩條政治路線、教育路線的鬥爭作瞭一個總結。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今天，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傢，資產階級也拚命抓思想文教陣地，以此作為復辟資本主義的橋頭堡。林彪就是如此，他大肆鼓吹孔孟之道，把反動的孔丘儒傢思想吹捧為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來源,並且教子尊孔讀經，千方百計培養反革命的接班人。春秋戰國時代的沒落奴隸主階級，二十世紀被推翻瞭的資產階級，都力圖用教育作為復辟舊制的工具，以便恢復他們已經失去的天堂。然而，歷史的巨輪是拖不回來的。“凡屬倒退行為，結果都和主持者的原來的願望相反。古今中外，沒有例外。”(《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毛澤東選集》第696頁)無論是孔丘還是今天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修正主義者，企圖從政治上或從文教戰線上打開缺口，復辟已經崩潰瞭的社會制度，這種倒行逆施的行為是違背歷史發展趨勢的，因而他們必然會碰得頭破血流。但是，沒落階級千方百計抓教育陣地，這倒是一個值得註意的歷史現象。它告訴我們，教育領域是革命階級與反革命階級生死搏鬥的一個重要戰場，如果革命階級不抓包括教育在內的上層建築，革命果實就有付諸東流的危險。今天，正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無產階級，必須十分重視思想文教陣地，必須在這些領域堅決粉碎資產階級的進攻和反撲，實現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