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劭比曹操要小十几岁，年轻时在曹操的大谋士荀彧门下任职，可以说非常了解曹操的执政思想。

后来，刘劭成为魏国的重臣。

魏明帝曹叡曾委任他制定全国官吏考察标准。

刘劭精通经学、法学、文学、天文、音乐和人才考察等等学问，主持编篡过五经群书，是当时有名的通才学者。

他撰写过一百多部政治、法律著作和词赋，可惜，流传后世的，只有这本《人物志》和一些残篇。

《人物志》一共十二章，分三卷：上卷讲考察人才的理论，中卷讲使用人才的理论，下卷讲在考察使用的过程里，容易出现的各类问题。

篇目之间的论证相当严谨周密，有很多精辟的警句，所以，这本书经常被划归到讲求实用和逻辑的名家著作里。

刘劭的官职，虽然就和选拔人才有关，但《人物志》并不是奉命之作，而是他对以往哲学思想的综合思考。

在汉代政治中，道家的黄老思想、由董仲舒加工的儒家思想，曾经先后占支配地位。

在东汉时期，衡量察举的尺度是儒家名教。

核心是遵从君臣的政治秩序，遵守父子的家族秩序。

是否忠孝，是衡量人才的首要原则，绝对不能动摇。

想象，身为汉丞相的曹操，居然宣称“不要儒家道德”的人才理论，有多么惊世骇俗——这当然也是有前提的。

在政治动荡的三国时期，思想文化已经很活跃了，各家学说都得到了复兴。

一大批开明的士大夫，已经在采用一种融合儒家道家思想的“名理之学”了，名就是名教的名，理是道理的理。

用这派学说评论政治人物时，把原来作为首要原则的道德修养，解读成了外在装饰，往往一带而过。

具体的才能、气度，才是主要讨论对象。

早期儒家的天道，和黄老思想里的道，在对物质本源的理解上，本来就有相通之处。

到了董仲舒时期，又把早期儒家思想引申为天人感应。

这在《人物志》里，就形成了一套融合理论，简单地说，就是每个人的才能，来自五行的比重分布，而五行衍生自阴阳先天格局。

这套说法，并不在今天的科学常识系统里，会略去。但有一个逻辑要明确一下，这关系到《人物志》的立论基础。

按照这个说法推导下来，阴阳五行的先天格局是不可改变的，而人的本质来自阴阳五行，所以，人的本质也不可改变。

刘劭强调后天的学习修养，但先天的禀赋资质，是对人才的属性起决定作用的。

关于“人才是天生的”这一点，有时是决定一个人格局和位置的，确实不是具体的才能，而是天性和气质。

举三国例子：刘备从来不放弃做皇帝的志向，而诸葛亮就算有能力，有托孤的政治资本，也不会有那种想法。

在语言习惯里，前者称之为帝王之相，英雄之志。

对于阴阳五行最简单，但也可能是最接近现实的一种理解，是把它看成早期文明对世界万物的分类方法。

理解三国时的人才学，可做类似的简化，因为人的天赋来源不同，所以可以对人才进行观察和分类。

怎么给人才分类，怎么发现人才，该如何使用人才？

被使用的一方，就换个角度来关注这些问题：会怎样被观察，如何被使用，该注意些什么呢？

人才的分类，得先用排除法。

首先不在讨论范围的是君主

君主的职责是驾驭和知晓各类人才的用处。

是观察者和仲裁者。

刘劭:臣子的能力，在于执行，而君主的能力在于赏罚；

臣子的能力在于说，君主的能力在于听。

这种描述，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法家思想，就是说，君主至高无上，要保持神秘，让臣下觉得莫测高深。

他不能被观察，也不能被比较，更不能被赏罚。君主当然很喜欢这个说法了。

第二个被排除的对象，是圣人。

《人物志》对圣人的定义，是内在道德修养和政治能力都达到了极致的人。

圣人，肯定是独行特立、光彩照人的人。

刘劭:圣人和天地同构，完全调和阴阳二气，所以表现出来的气质是中庸平淡的，普通人完全无法理解，所以也就不能辨认谁是圣人。

张良、韩信在没有被提拔到相当的岗位之前，很少有人能发现他们潜在的能力。

更别说远在张、韩之上的圣人了。

这个玄虚说法，有点儿类似道家。

圣人是碰不到的！碰到也不认识。

背后的逻辑很聪明：君主要是碰到了活的圣人，那该由谁来坐宝座啊？

当然还是碰不到的好。

君主和圣人之外的人才，才是本书要讨论的。

这部分人是能够被识别，可当臣子的。

照五行理论：圣人是五行技能点全都加满了的人，但不在讨论范围。

而一般人才，是五行中一两方面突出，所以才显得头角峥嵘，能被发现。

按照能力分，可具体分成8类；按照适合的职业分，可以分12类。

两者之间有很大重叠，主要说这12类的分法。

其中，拥有1项才能的，叫偏才，有偏向特长的；拥有两项以上的叫兼才，就是兼容的意思。

政治人才里，主流人才分三种：

第一种叫清节家。

清就是清高的清，节是节操的节。

就是道德高尚，适合为人师表，应该从事礼法教育工作的人。

第二种叫法家，像商鞅、管仲，能建立法律和制度，推动各种政治经济改革的人。

第三种叫术家，法术的术，就是谋士。

兼备这三种能力的兼才，就是最好的丞相人选

姜子牙属于兼才，但不够完善叫器能，就是器材的器，能力的能。

他不足以统筹全局，但能独当一面，适合负责治理地方政治。

由于人才的性格差异，清节家、法家和术家这三类人才还有低配版的。

类似清节家的，一种叫臧否，就是我们中学背诵《出师表》里“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的臧否

引申意是能明辨是非。品行高尚，但是气量不足，不能宽恕别人。

不适合做一把手。

类似法家，没有宏观视野的，叫伎俩。

本意是单纯的技能。适合担任主管技术工程的职务。

类似术家，不能高瞻远瞩，只能随机应变，叫智意，智力的智，意义的意。

标配版术家代表是张良，而低配版术家、也就是智意的代表是陈平。

《史记》张良是善于做预判的，所以能从容地躲过政治风险；而陈平却总是深陷其中，要靠参与阴谋才能过关，但没法保全自己的名声。

身为谋士，这不是品德差距，而是水平差距。

《人物志》给他们的定位，确实很准。

四类专长人才

第一类叫文章，就是善于公文写作的。

建安七子里，陈琳替袁绍写了骂曹操的檄文，惊得曹操一身冷汗。

打败袁绍以后，曹让陈琳为他写国书和檄文了。

曹操的文采，在建安七子之上。按《人物志》的理念，曹的特长这样突出，并不适合做君主。

另外三种人才，分别是善于研究学术的儒学之才，善于辩论之才和军事人才。

《人物志》对人才的划分方法，比今天的行政人才理论还要精细。

但古代的政治范畴比今天要简单，该借鉴的主要是它的逻辑方法。

有了分类标准，就可以按图索骥地对人才进行观察比较了。

切入点就在“偏才”的偏字上。

绝大多数的人才，都属于偏才，这些能把一种能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通常就有另一种非常明显的弱点。

通过一强一弱的比对，就能锁定人物属性了。

现代企业录用员工，常见环节是面试、背景审查、心理性向测试。

公务员的招考和遴选，是笔试加面试。

这些流程的目的，都是量化候选人的能力、性格和行为。

要论考察的深入和周全，《人物志》是一点儿也不落后的。

对人才的考察方法，叫作八观：具体分八个步骤，对心理动机、情感表现到行为，一层层地加以分析。

观察人的思想时，要知道人的情感是很复杂很矛盾的。

分析的重点，是看他的本来意愿，是在什么情况下遇到阻力的，他又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一个有慈爱和同情心的人，为什么最后没有救助弱者？

是由于吝啬，还是因为恐惧？

不同的原因，代表不同的性格类型。

《人物志》对情绪的观察方法，很多实用经验。

人的情绪是由自身意愿是否顺利而变化的。

愿望得到满足时就会欢悦。

才能无法发挥，就会怨恨不平。

这时就能发现他究竟是哪一类人才了：如果为社会道德堕落不平，那就属于正直高尚的清节家；

如为混乱得不到治理，那就属于法家；

要是为自己没有权柄和势力，那就是只是善于取悦君主的小人了。

观察情绪变化的苗头，最能看出一个人性格本质。

需要注意的是，各种不同人才，只要不是所谓圣人，都有典型性格，无所谓优缺点。

正直的人，常常被指责太严厉无情，但要是不能直接攻击别人的道德缺陷，就不能称为刚强不屈了。

同样，温顺和蔼的人会怯懦，清高耿直的人会固执保守。

如果要使用人才的性格长处，就要接受他相应的缺陷。

除了大多数的偏才，还有适合总揽全局的兼才。

这类人该怎么观察判断呢？

刘劭介绍了一个现在搞面试和考察用得着的经验：

想知道一个人的专长，有半天谈话时间就够了。

想全面了解一个人的综合能力，至少需要三天。

第一天谈道德

第二天谈国家法律制度

第三天谈谋略和权术，才能准确地判断他是否属于兼才。

之后就可“举之不疑”了，就是毫不怀疑地向上推荐。

兼才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还是在于兼容。但不是几种才能的兼容，而是和其他人才的兼容。大部分情况下，偏才只能与自己同类型的人相处，他们大多只承认自己擅长的领域，只认可自己崇尚的学问，对其他类型人才的评价比较低。

道德之士和权谋之士，往往互相看不上。

而兼才是能中肯地赞扬各种类型的人才。

原因是，兼才有更宽阔的视野，愿意了解别人，乐于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

除了这些深入观察的方法，还经常能听到许多古代故事，就是只看一眼，就分辨出人才甚至前途命运来。

东晋名臣褚季野，就以善于观察人物著名。

他拜会太尉庾亮时，想和庾亮手下的名士孟嘉见一面。庾亮就指著满座文武说：他就在座，你试着找找看吧。

褚季野观察了一会儿，就指著孟嘉说：“这一位稍有不同，应该是他吧？”

这个故事，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古人，尤其是在魏晋时期，会那么重视人物的外形气质，简直达到了“外貌协会”的程度？

《人物志》的基础理论是，人的禀赋是由先天决定的。

人的精神活动寄托在形体中，一定会表现出来，投射到容貌和性情上。

外在标准称为九征，是由五行表现出来的九类生理素质。

不同的时代，人类按照对世界的理解来解释世界，形成观念。

以貌取人的用人原则，在当时可以说是“科学用人”

发生在东晋，当时有个权臣王敦，大约比刘劭晚两代人。王敦少年时，就有人对他说：“你的眼神像胡蜂，只是现在没有发出豺狼一样的声音。

你将来一定会吃人，但也被别人吃掉。”果然，王敦后来发动了叛乱。

《人物志》对人才划分里，能得到一个结论：多数人都有某种才能，只是强弱不同，即便不是兼才，也能算偏才，都是可以使用的。

问题就在使用者☞用错了人！是用了错的人，其实完全是用人的错。

总不能指望他自己跑到上级面前承认配不上这个岗位吧？

三国的三位君主，都是罕见的高手。

曹操擅长权术，孙权擅长恩义手段，刘备人格魅力特别高。

他在平原县当县令时，居然连派来的刺客都能感化。

三个人识人用人，都是既准确又大胆的。

刘备可以把一大批敌对过自己的人，放到险要的岗位上。

孙权总能找到不同类型的军事统帅，既能从普通阶层里提拔鲁肃，也能从一般士兵里提拔吕蒙。

曹丕隔江感叹：“长江那边有能人把守，不可谋取！”

有人说能做大事的人才，是做不了小事的。

刘劭:不是这样！能治理天下的大才，同样能做好小事。

问题在于，不能浪费才智超群的人才去做小事。大才大用，小才小用，是充分使用人才的首要原则。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具体到一个企业，一个项目，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重点，所需要的人才和组合也不同。

相应的，选任的原则也就要调整。

协调:处理下属之间的分工和配合，是君主或者决策者的主要任务。

一般的人才都是偏才，他们很难认同其他类型人才的意义，相处起来不见得愉快。

需要来自上层的调和。

总是说君主不该有个性呢？

这里就有意义了：有个性就会有偏向，就给了别人投其所好的机会。

君主看上去平淡无味，才能公正裁决。

人才之间的分歧，作为被调解者、被使用者的注意事项。

刘劭:不管是为了培养美德，还是出于官场的自保，最好的办法是不自夸、懂得退让。

居功自傲的人，喜欢到处夸耀自己的才能，处处压别人一头。

他们的位置，会被别人觊觎；有了功劳，会引来诽谤；遭到挫折，会有人落井下石。

他们和才能与自己相当的人竞争一个位置，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双方筋疲力尽，那个位置却被后面的人拿走了。

懂得谦恭退让，能甘心降低站位的人，反倒常常会因此获得顺利提拔的机会。

这个道理，在一千八百年后的中国，应该也是好用的。

三国时期，魏蜀吴的人才竞争，产生了《人物志》的政治经验。

从哲学上《人物志》对儒道思想、各派学说进行了兼容并包。为曹魏政权提供了统治术，也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在人才分类上，君主和圣人是不在讨论范围的。

君主是用人者，圣人是无法发现的。

能够使用的人才，按照政治特长，主要划分为道德卓越的清节家，善于制度革新的法家和擅长谋略的术家这三大类，在职业划分上，具体有12种。

有1项特长的叫偏才，有2项以上的叫兼才。

具体才能的观察方法叫八观，从思想动机、性格构成，一直观察到外在体貌、言谈表现。

君主使用人才的诀窍，是根据形势需要，安排适当的位置，协调彼此的关系。

懂得合理退让，是回避矛盾、以退为进的好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