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R·馬普爾斯（DAVID R. MARPLES）

2018年十一月，由加拿大政府國防部防禦交戰項目（Defence Engagement Program, 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fence, Government of Canada）贊助，與阿爾伯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庫勒高級研究院（Kule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一起，帶著來自阿爾伯塔大學各種單位的支持，我組織瞭一場主題為“俄羅斯政策和烏克蘭頓巴斯戰爭：未來選項和加拿大應對”（Russian Policy and the War in Ukraine’s Donbas: Options for the Future and Canadian Responses）的會議。本書是會議的產物，而參與者有機會修訂並更新其論文。

我們的目標是解釋戰爭的起源，討論其連續性和後果，並提供一些其可能如何終結的建議。這樣做時，我們尋求理解為何頓巴斯（Donbas）與烏克蘭的其它區域如此不同。

自會議舉行以來，烏克蘭有瞭個新總統和新選舉的議會。2019年，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在總統選舉第二輪中對在任總統彼得羅·波羅申科（Petro Poroshenko）贏得瞭蕩氣回腸的勝利，得票超過73%。六月，他的黨派人民公仆（Servant of the People）在新議會中獲得瞭壓倒性多數（43.16%），避免與其它得票超過獲得席位的必要門檻5%的黨派組成聯盟的需要，也即反對平臺—為瞭生活（Opposition Platform—For Life，13.05%）、祖國黨（Batkivshchyna，8.18%）、歐洲團結（European Solidarity，8.1%）和聲音黨（Voice，5.82%）。澤連斯基因此收到瞭履行他選舉綱領的強大授權，調整改善經濟情況並終結頓巴斯沖突。波羅申科，其綱領在總統選舉中被堅定拒絕（軍隊、信仰、語言，Army, Faith, Language），逐步采納瞭對俄羅斯的敵意態度，排除任何妥協和對終結2014年九月和2015年二月東部最猛烈戰鬥的明斯克協議（Minsk Accords）的振興。

雖然澤連斯基朝他的目標采取瞭一些步驟，剩下的2019年和2020年早期看見瞭一些使他蒙上陰影的世界大事。首先，美國國會（US Congress）對美國總統唐納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彈劾發生在他據報從澤連斯基處要求歸罪他在2020年總統選舉中很可能的主要挑戰者，喬·拜登（Joe Biden）的信息的基礎上。特朗普和其他人也錯誤控訴烏克蘭很可能幹涉瞭美國總統選舉，從而轉移俄羅斯在同一程序中很大被證明的角色。因此，澤連斯基不得已采納防禦和保護性的態度，企圖防止烏克蘭卷入一場牽涉其首席軍事武器供應者的重大國際醜聞。第二，隨著其首席將軍卡西姆·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2020年1月3日被暗殺，伊朗部隊在德黑蘭上空擊落瞭一架烏克蘭國際（Ukraine International）航班，再次引起對烏克蘭的註意力。伊朗使用俄制武器的事實帶回瞭一枚Buk導彈在2014年7月17日在頓巴斯擊落馬來西亞航空17號（Malaysian Flight 17）的記憶。

澤連斯基對兩起事件的應對都非常謹慎。相類似，他在東部終結戰爭的努力緩慢開始，一些囚犯獲釋而烏克蘭部隊從與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Donetsk and Luhansk People’s Republics），俄羅斯支持的分離主義者占領的地區自我宣稱的政府毗鄰的一些城鎮撤軍。關於提議振興明斯克協議，俄羅斯、法國和德國總統重新參與的新聞導致瞭基輔（Kyiv）和其它城市好戰圈子的一些抗議，和新總統背叛烏克蘭向俄羅斯作出讓步的控訴。會議不在明斯克，而是在巴黎進行，由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主持，但沒有決定性。兩邊——烏克蘭和俄羅斯——在聯邦化和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提議的自治，以及可以如何實行選舉的問題上仍離得很遠。澤連斯基堅稱，基於原來的協定，舉行任何公投之前烏克蘭必須護住其東部邊境。

因此，今天，我們沒有從我們2018年11月1日在阿爾伯塔大學舉行會議的時間進展很多。盡管如此，有個重要問題要檢查，也即俄羅斯牽涉的程度和術語“內戰”的使用。我們的貢獻者沒有在這一問題上達成共識，在就烏克蘭的討論中成為瞭一個深度分裂的問題。因此，如果沖突是場內戰，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就可以合理宣稱沒有大規模的俄羅斯牽涉，而僅有穿過邊境牽涉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州戰鬥的“志願者”。如果其完全是一場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塔拉斯·庫奇奧（Taras Kuzio）近期一本書的標題——就可免除脫離地區自治思想的想法，接受其完全在俄羅斯控制下。

對於處理前一假設，俄羅斯的角色不是靜態的。兼並克裡米亞（Crimea）後有充裕的證據，俄羅斯向東烏克蘭發送瞭一支情報和傭兵部隊的混合體煽起叛亂並推翻當地政府。企圖失敗瞭，而隨著戰爭的更廣泛發展和烏克蘭發起其所稱的“反恐行動”（ATO），該國很有機會重獲對東部所有領土的控制。應對與烏克蘭對俄羅斯接管克裡米亞的反應截然相反，但軍事情況無法取勝。弗拉基米爾·普京然後似乎失去瞭他的氣魄並拋棄瞭俄羅斯世界（Russian World）的要求，留下所謂的DNR國防部長（Minister of Defense）伊戈爾·基爾金-斯特列爾科夫（Igor Girkin-Strelkov）在他選擇的前哨斯拉維揚斯克（Sloviansk）自謀生路。是基爾金-斯特列爾科夫，而非普京，選擇擴展鬥爭，撤到頓涅茨克（Donetsk）城並與他的剩餘部隊和當地同情者堅守那裡。那一調動對烏克蘭造成瞭許多問題，尤其是如何不炮擊當地平民的傢園而從該城移除分離主義者。無論如何ATO不管怎樣繼續進行，但沒能移除叛亂者。

基爾金-斯特列爾科夫辭職並返回莫斯科後，其他幾名領導人嶄露頭角，其中一些是當地人。最突出的是亞歷山大·紮哈爾琴科（Aleksandr Zakharchenko），一名頓涅茨克城土著，持有DNR總理的職位四年，直至他在2018年8月31日被暗殺。因此，戰爭領導層交到瞭當地人手中，表面上是因為俄羅斯領導層希望給出一場內戰已發展的印象。

然而，因為ATO攻擊達到高潮點而DNR/LNR 部隊接近失敗，在2014年秋和2015年初春，俄羅斯正規軍在伊洛瓦伊斯克（Ilovaisk）和傑巴利采韋（Debaltseve）的戰役中調解並扭轉瞭情況，迫使烏克蘭總統彼得羅·波羅申科同意一份被稱為明斯克協議的停戰協議。越過邊境的推進可被視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第二次幹涉——或第三次，如果包括克裡米亞——但這是其有限的野心之一。就莫斯科而言沒有進一步談論建立一個俄羅斯世界，雖然紮哈爾琴科確實期盼進一步擴張。

另一方面，沒有一些地方支持，叛亂仍然會失敗瞭。沒有獲取可靠的民意調查，不可能確定不再受烏克蘭控制的區域的情緒，但其歷史表明，有多年的不滿或異議，既對蘇聯又對隨後的基輔。隻有到2010年，該地區才滿意，執政的總統和總理，和關鍵閣員一直持續到維克多·亞努科維奇（Viktor Ianukovych）被歐洲邁丹（Euromaidan）起義奪權。此後亞努科維奇的地區黨（Regions Party）徹底崩潰而烏克蘭頓巴斯領導層被寡頭波羅申科領導的中間派-激進派混合體取代，他被考慮為吸引兩邊的一名妥協候選人。五年後，他兩邊都沒吸引並在一場民主選舉中被免職。但問題仍是頓涅茨克公民的情感。鮮有支持渴求俄羅斯占領的證據，但有許多跡象當地居民支持自治和更多對資源的控制。他們包含大量俄羅斯族而多數人隻講俄語，而他們更喜歡與俄羅斯而非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或西方做生意。

至於俄羅斯，隻要沒有一體化當前凍結沖突的情況就是令人滿意的，會證明油價下跌時繁重的經濟負擔，而西方制裁仍在。俄羅斯也尋求罷免波羅申科，現在沒有其幹涉就得到瞭。相反，烏克蘭有一個沒有經驗的總理和一個不穩定的內閣——在寫作時澤連斯基治下的首屆內閣僅在六個月後就已很大被代替。沒有烏克蘭加入北約（NATO）或歐洲聯盟的立即威脅，但澤連斯基治下的烏克蘭仍向西傾斜而不太可能加入俄羅斯領導的架構，諸如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和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集安組織，CSTO）。雖然東部戰鬥繼續，俄羅斯的參與當前與雇傭兵、供應武器和物質援助，和透過社交媒體的反烏宣傳有關。沒有它，叛亂仍然很可能崩潰。

無論如何，俄羅斯很可能會將其幹涉描述為應對基輔美國領導的免職合法總統並設立“新納粹政權”掌權的起義。弗拉基米爾·普京和他的同事不需要以上聲明完全正確，隻要其包含部分真相，然後宣傳線就能繼續。因此，美國的突出政治傢確實支持歐洲邁丹，而起義中有極右翼元素，雖然波羅申科政府沒有委任他們領導職位。術語歐洲邁丹被用“尊嚴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代替，但沒有完成對從附近建築屋頂屠殺抗議者的行兇者的調查。所有這些因素都在烏克蘭帶來瞭無常感，而缺乏穩定和永久性，其鮮有回到1991年邊境的可能性。其中一些不穩定是俄羅斯的責任，但肯定遠非全部。該國的地區和政治分歧很深並要求深思熟慮和妥協的政策。

在此的論文覆蓋瞭各種各樣的話題並粗略按時間順序列出。在原來的會議，其被分為兩部分，第一覆蓋2014年之春（the Spring of 2014）中的烏克蘭和頓巴斯和對沖突和其結果的分析，而第二部分著眼於俄羅斯的角色和目標和頓巴斯的未來，我修改瞭那一結構。我們從佐治亞學院（Georgia College，美國）教授威廉·J·裡施（William J. Risch）的一篇論文開始，檢查瞭頓巴斯邁丹的影響，他是2014年的訪客，實行瞭多次采訪。接下來，駐於哈爾科夫的律師阿麗娜·切爾維亞佐娃（Alina Cherviatsova）著眼於明斯克協議和其如何與烏克蘭和國際法律對應。我們跟瞭一篇東京大學（Tokyo University）學者松裡公孝（Kimitaka Matsuzato）的論文，他在“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內部度過瞭好幾周並提供瞭一項對其前四年存在基於采訪的分析。

後四篇論文都處理沖突區的社會和公共生活。利沃夫（Lviv）的烏克蘭天主教大學（Ukrainian Catholic University）的奧克薩娜·米赫耶娃（Oksana Mikheieva）也有一篇基於采訪的論文，這次是兩邊的戰鬥人員和其動機。近期在渥太華大學（University of Ottawa）完成她的博士的娜塔莉亞·斯捷潘紐克（Natalia Stepaniuk）分析頓巴斯前線的平民參與。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烏克蘭研究所（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博士後研究員亞歷山大·梅爾尼克（Oleksandr Melnyk）2019年完成瞭他的博士論文，著眼於從開戰到當下的戰時傷亡和俄羅斯和烏克蘭邊境上的“社區間倫理”。最後三篇論文聚焦戰爭和其潛在結論。阿爾伯塔大學研究生阿拉·胡爾斯卡（Alla Hurska）聚焦俄羅斯在亞速海（Sea of Azov）的混合政策，註意到俄羅斯控制黑海（Black Sea）和亞速海間海路的後果。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研究員（Fellow）和基輔的國際政策研究中心（Internatiomal 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助理專傢（Associate Expert）謝爾蓋·蘇漢金（Sergei Sukhankin）概述俄羅斯私人軍事承包商在頓巴斯的角色。最後，得克薩斯（Texas）的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政治學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謝爾蓋·庫德利亞（Sergiy Kudelia）提供終戰並在該地區建立更穩定環境的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