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3年，拿破侖指著地圖說：“這裡躺著一個沉睡的巨人，讓他睡下去吧，一旦他醒來，將會震撼世界的。”

這裡，就是中國。

中華文明，亦稱華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文明。

一般認為，中華文明的直接源頭有三個，即黃河文明、長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華文明是三種區域文明交流、融合、升華的燦爛果實。

產生中華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黃河和長江莫屬瞭。

在黃河流域產生的農業文明，受到歷史時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響，不斷向長江流域農業文明過渡、發展。長江流域農業文明是黃河流域農業文明的繼承和發展。黃河流域早期農業一般主要是種植粟，長江流域農業主要是種植水稻。北方草原遊牧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黃河流域農業文明區域和北方草原遊牧文明區域有一過渡地帶，這一地帶也是歷史時期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主要是漢族）相互爭奪的主要區域，在這一區域農業文明和遊牧文明也不斷獲得直接的交流、融合。

二、中華文明起源

關於中國人及其文化的來源，長期存在外來說和本土說、一元論與多元論的爭辯。以往由於受到當時政治背景和流行學說的局限，科學發現也不充分，因而很難得有說服力的認識。如關於中華文明的種種西方起源說，就帶有明顯的虛構、編撰和假想成分。而且，從18世紀法國人約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紀)開始，止於20世紀初葉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來說的立論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論的立場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說和西亞古文明中心說等)。考古學發展起來以後，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種種偏見和淺見。

當前，中國境內古人類學的材料已相當豐富和系統，舊、新石器時代(特別是萬年以來)的考古發現在中華大地上已是「遍地開花」。這些系統而又豐富的發現，文化性質明確，內涵清楚，相互關系也易於得到證明，用來與中國文獻記述的遠古神話傳說互相印證，已經充分證明瞭中華文明起源具有鮮明的本土特點和多元特點，以及新石器時代以來由多元向一體發展的特點。

傳統史觀認為，中華民族是從黃河中下遊最先發端，而後擴散到邊疆各地，於是有瞭邊裔民族。司馬遷綜合春秋、戰國諸說，在《史記•五帝本紀》中這樣表述：由於共工、歡兜、三苗、鯀有罪，「於是舜歸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歡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這種史觀影響甚大，直至近現代也還有一些學者相信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中下遊。過去史傢總是用「禮失求諸野」的觀點來推測區域間文化發展變化的關系，把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當作中華文明起源的中心。這就是本土起源說中的一元說。 一元說的論點已被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發現所推倒，中華文明不是從黃河中下遊單源擴散至四方，而是呈現多元區域性不平衡發展，又互相滲透，反覆匯聚與輻射，最終形成為中華文明。

1.黃河中下遊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

炎黃集團起源之地比較接近，無論從文化還是從地理的因素分析，這兩大集團都是有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點的親緣集團。炎、黃同出少典──有嶠氏部落，後世成為異姓的相互通婚的不同氏族與部落。在黃帝集團的發展中，陜北是極為重要的地區。相傳，黃帝死後葬於橋山。黃帝並非具體歷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園所在就表明瞭陜北在黃帝集團發展中的重要性。黃帝集團另一個最重要的活動地區是燕山地區。該集團從陜北向燕山地區遷徙的證據已得到瞭考古學的印證。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遊越過黃河後，沿汾河和桑乾河北上，與燕山以北紅山文化在桑乾河及汾河發源的河北張傢口地區交匯在一起。兩種文化的碰撞與交流，促進瞭文明曙光的出現。

《國語•晉語》說，黃帝有25子，因母不同而別為12姓(實則是11姓)。這11姓顯然不一定出於同一來源，而是不斷融合的結果。故傳說中的黃帝譜系有不同的稱號，如「軒轅氏」、「有熊氏」等，說明這些後加入的群體還有自己的圖騰，但均奉黃帝為共同祖神和天神。「黃帝」既是該集團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該集團大酋長所共享的名號。炎帝又稱赤帝，是炎帝部落集團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該集團大酋長襲用的稱號。相傳，前後承襲炎帝名號者凡8氏，共530年，最後一位為榆罔氏。炎帝集團起源之區當為陜西境內渭水上遊和秦嶺以南漢水上源一帶。其後不斷遷移。炎帝的後裔有薑姓諸夏及薑姓之戎，還包括氐羌。後發展為共工、四嶽和氐羌三大支系。共工一分為二，即共工和鯀(緩讀)，說明炎帝集團又有進一步的分化。共工發展於今豫東及冀南地區，徐旭生具體指出其為輝縣境內，范圍顯然過於偏小。鯀興於崇山(今嵩山)，發達於豫晉接壤地區。故此，鯀被認為是黃帝集團的一支系。四嶽，或寫作西嶽，又作太嶽。其後裔有申、呂、齊、許等國。申在今河南南陽；呂原在陜西，後遷南陽；齊在山東；許即今河南許昌；炎帝都陳(今河南淮陽)。大約四嶽一支是炎帝的主流。氐羌則比較復雜，一直處於西北農牧交錯地帶。傳說中，共工與鯀治水失敗後，被天帝殛死，鯀化為黃熊或黃龍；共工化為赤熊。這與黃帝集團以猛獸為圖騰有相通之處。可見，炎黃兩大集團分佈的地區內，不僅新石器時代文化系列相同，文化特點亦有相當的相似處，差別隻是地方類型和文化中心的差異。神話傳說上的共同性更加說明兩大部落集團的文化淵源相通。今黃河下遊，以泰山為中心，南至淮，東至海，北至無棣，實際是先秦時期濟水及海岱地區。其文化淵源和承襲關系比較清楚，發展序列完整。後李文化(前6300─前5600年)〈24〉，青蓮崗•北辛文化(前5600─前4300年)，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龍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和嶽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諸文化前後互繼。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與神話傳說的太昊、少昊部落集團相對應，其中一部分與炎黃集團融合，成為夏人、商人的來源之一，大部分則為夏商周時期的東夷先民。整體上，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應是三代時的東夷文化。太昊，分佈偏北，時代稍早於少昊，它是東方的帝，又是風姓的祖神。少昊分佈與太昊交錯重合而稍偏南，以鳥為圖騰，《左傳》昭公十五年列舉有15個以鳥為氏的部落或氏族。傳說中，少昊的後裔有後益、陶、蚩尤和羿等，今莒縣是其核心區。

2.長江中下遊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

河姆渡遺址發掘的文物

隨著長江中下遊考古發現的增多，我們對於這一地區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結構關系有瞭更清楚的認識。長江中遊，以江漢平原為中心，南包括洞庭湖，西盡三峽、川東(今渝東)，北達豫南與黃河中遊的考古學文化相同分佈，是一個自成體系的考古學文化區。關於長江流域(特別是長江中上遊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來的考古學文化譜系關系，由於兩湖和四川、重慶等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也由於三峽庫區1995年以來的搶救性發掘，有瞭更新的認識。如青年學者孟華平寫的《長江中遊史前文化的結構》一書，對中遊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作瞭很好的歸納，也落實瞭我原來的一些設想：時代越晚，考古學文化的分佈范圍越廣，其文化內涵的包容性也因之越豐富。他說：「長江中遊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主要表現為以二元為主體的譜系結構……，即以兩湖平原西南側為中心的南方系統和以漢水東側為中心的北方系統的譜系結構。南方系統分為南北兩支，南支由彭頭文化、皂市下層文化和湯傢崗文化構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構成，他們的絕對年代約在距今8500─5100年之間。北方系統的考古學文化由邊畈文化、油子嶺文化、屈傢嶺文化和石傢河文化構成，他們的絕對年代約在距今6900─4200年之間。在發展的構成中，南北兩系統的考古學文化有著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響。約在距今5100年前後，這種以二元為主體的譜系結構被打破，即北方系統的油子嶺文化逐步向西南擴展，到屈傢嶺文化時期基本取代瞭南方系統，實現瞭空前的統一和繁榮。盡管如此，南方系統的文化出土仍有部分保留，成為北方系統的不同地方類型。石傢河文化之後，來自中原的考古學文化逐漸向長江中遊地區滲透，形成瞭後石傢河文化，從根本上改變瞭長江中遊地區的傳統文化譜系結構，向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進程邁出瞭重要的一步。」傳說中，這個區域有三苗集團。按照《國語•楚語》下及高誘註，三苗是九黎的後裔。九黎的分佈，文獻記載不明。三苗則戰國初吳起指出其地望：「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戰國策•魏策》)。《史記•五帝本紀》載：「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徐旭生和錢穆均作過考證，所說即鄱陽湖、洞庭湖一帶。俞偉超首先從考古學的角度把三苗與長江中遊的史前文化聯系起來，認為長江中遊「以屈傢嶺文化為中心的原始文化」屬於三苗文化遺存。屈傢嶺文化最盛時「向北影響丹江和漢水中遊，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裡的原始文化從以原始因素為主，轉化為以屈傢嶺因素為主。在洞庭、鄱陽兩湖間江西修水一帶的南部類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於何時，但至遲到屈傢嶺階段，長江中遊的原始文化因素已達到那裡，並同嶺南的石峽文化結合在一起。在前3000紀中葉以後，這個文化系統發達到新階段，文化面貌發生急速變化，可能進入銅石並用時期，並同黃河中下遊龍山文化階段諸文化發生更多的接觸。」考古學文化的這種發展與三苗集團的范圍與勢力消長大致吻合。從長江中遊史前文化的譜系分析來看，屈傢嶺文化、石傢河文化有明確的北方因素，故有學者把它們當作「北方系統的考古學文化」。越來越多的證據說明它們的起源與面向海洋的「鼎文化」傳統有內在的聯系。如，石傢河文化中的陶規受泰沂地區的文化傳統的影響。石傢河文化的玉器也有明顯的大汶口──龍山文化風格(如玉鳳等)。綜上，長江中遊地區，屈傢嶺文化時期大致出現瞭「一統」的局面，相對穩定一段時間後進入石傢河文化時期，此時整個長江中遊的文化面貌有較大的變化。「後石傢河文化」與石傢河文化之間已經發生文化的斷裂現象，似乎說明瞭堯舜禹時期中原對「三苗」的征伐。另外，有學者指出，黃帝集團在較早的時期有一支發展到長江中遊的宜昌地區，與西陵峽一帶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並從考古學上予以證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對大溪文化中心區的影響，也許就有著黃帝與嫘祖傳說的歷史背景」。長江以北地區，無論大溪文化，還是油子嶺文化都明顯可見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廟底溝文化)的影響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漸減弱之勢，至江南則基本不見其蹤跡瞭。長江下遊，以太湖平原為中心，南到杭州灣地區，北以寧鎮地區為中心(包括蘇皖接壤地區)，是自有淵源、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區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3400年)──馬傢文化(前5000─前4000年)以下，有松澤文化(前4000─前3200年)、良渚文化(前3200─前2200年)。這個地區分為三個明顯的中心，即杭州灣寧紹地區，太湖周圍和蘇杭地區，以及以南京為中心的蘇皖接壤地區。其文化面貌有自己特點，如稻作農業、幹闌式建築等。特別是，良渚文化出現的成套的禮玉、高壇建築土築(「金字塔」)和規劃嚴整的聚落等等，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內容，說明其開始進入等級禮制社會。令人驚訝的是，良渚文化的發展突然中斷。其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與後來的青銅文化看不出直接的聯系。良渚文化明顯地影響到南北各地。魯南──蘇北一帶的大汶口──龍山文化就包含有頗多的良渚文化因素，反過來，良渚文化也受到瞭大汶口──龍山文化的影響，兩種文化的陶器和石器常有互借現象。近年來，關於良渚玉器符號和大汶口文化符號的探討，已表明瞭兩種文化區系間的密切往來。發掘不久的江蘇新沂花廳遺址，就是兩大集團文化相碰撞的最好證明。在這處屬於大汶口文化的遺址中，所出土的玉器基本是良渚文化的風格。嚴文明認這是兩種文化「沖擊」與「碰撞」的結果。良渚文化的重要性，考古學和歷史學傢都已作瞭充分的估計，或稱其達到「酋幫制」階段，或認為處於「軍事民主制古國」時期。我們清楚地知道，良渚文化的諸多因素為夏商周所吸納，如禮玉制度，鼎的使用，甚至商周時期的「饕餮紋」也是直接來自良渚玉器上的紋飾。但是，整個三代，長江下遊的文化和文明發展都表現出中斷和回歸的特點，直到春秋中晚葉才重新起步，興起瞭吳越文明。也許，正因此之故，在先秦文獻及漢晉以來流傳的神話傳說中，不見遠古時期客觀存在於這一帶的部落與部落集團。相當時期內，對其認識一直是一片空白。如，前舉蒙文通的「三系說」和徐旭生的「三集團說」都將長江下遊視作洪荒無人的空白之區。

3.燕遼文化區及黃河上遊文化區

燕遼文化區，相當於蘇秉琦所說「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文化區。包括遼東、遼西和燕山南北地帶的新石器文化。遼西，進入1980年代以來有一系列的重大考古發現，凸顯瞭遼西作為文明起源中心的地位。特別是圍繞「壇──廟──塚」及「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討論，將牛河梁、紅山咀等的重要發現提高到文明起源的認識水平，進而中華文明的北方源頭已見端倪。不久，又發現更早的查海文化和興隆窪文化。查海遺址位於遼寧阜新，興隆窪遺址位於內蒙古敖漢旗。兩種文化的最早年代均超過前6000年〈40〉。查海出土十數件真玉制品，包括工具和裝飾品，還發現瞭最早的龍紋圖像，被譽為「中華第一村」。興隆窪遺址是目前中國北方已知年代最早的環壕聚落遺址，已發掘的房屋有120多座，排列有序，居於中心的房子面積達140平方米，可知當時的社會結構組織已相當系統和發達。興隆窪文化的發現，揭開瞭北方新石器考古研究的新篇章。查海文化和興隆窪文化的玉器是已知最早的中國玉器作品。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還有趙傢溝文化(距今7200─6800年) 。繼之為紅山文化(距今6000─5500年)和富河文化(距今約5200年)。前述之牛河梁和紅山咀均為紅山文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遼東及旅大地區，為新樂文化(距今7300─6800年)和小珠山(下層)文化(距今6500─4500年)。小珠山為代表的遼東半島的新石器文化，明顯受到瞭大汶口──龍山文化的影響。山東長島大汶口文化遺址的系統發掘，從一個側面證實瞭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之間文化聯系的密切性。新樂文化基本是一支獨立的文化系統，與紅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有一定的關系，如彩陶和「之」字紋的普遍使用等。由上可知，該區的考古學文化系統比較完整，且自成體系。文化面貌也有自己的特點，如常見細石器，石砌建築和陶塑像發達，玉器自成系統，等等。這些內涵，都昭示瞭這是一個獨立的古文化區。黃河上遊，指隴山以西的甘青地區，分佈著馬傢 文化(距今5200─4000年)和齊傢文化(距今約4000年)。這已進入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大體與中原的龍山文化相當，即所謂的「龍山時代」時期。新石器時代中期，一般認為這裡是仰韶文化的分佈范圍。再向上因材料有限，則無法追溯。黃河上遊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一種旱地農業文化，直至青銅時代早期。但狩獵和畜牧業則一直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其繼承發展的是遊牧文化。人們通常不把甘青區劃為一個獨立的區系，除瞭囿於材料外，主要沒有同時考慮生計類型的文化要素。這一帶昆侖神話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4.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的華南文化區

華南地區，包括今天的兩廣、閩臺和江西等省在內，多為山地和丘陵地帶。由於地處東南沿海，是降雨充沛的熱帶和亞熱帶地區。萬年以來，這裡已經進入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文化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的文化具有濃鬱的地方色彩。遺址多分佈於洞穴，貝丘或臺地。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骨角器、蚌器較為發達，陶器粗糙。采集漁獵經濟仍占主要地位。重要的遺址，如江西仙人洞、廣西的豹子頭、廣東的西樵山遺址等，均在距今8000年以上。仙人洞文化，距今約1萬年。新石器時期中期，隻有臺灣的大盆坑文化，距今約6400年。新石器時代晚期，已有發達的農業，江西修水山背和廣東石峽文化都發現瞭稻谷遺存。陶器也更為精致，更晚的時候還出現瞭硬陶。石峽文化距今5000─4000年，山背文化距今4800年。在福建有曇石山文化(距今4000─3500年)，臺灣有鳳頭鼻文化(距今4500─3500年)、圓山文化(距今4000─3500年)和卑南文化(距今3000─2000年)等。臺灣海峽兩岸，是一個考古學文化系統。這些分佈於江西、兩廣和閩臺的考古學文化既有地域差別，又有頗多的共性。如，石峽文化與長江中遊的考古學文化有相互影響的關系，而石峽文化的玉器又受到良渚文化的影響(如良渚式玉琮)。對於廣泛分佈於華南地區的幾何紋陶和有段石錛、雙肩石斧為代表的文化遺存，曾命名為「幾何印紋陶文化」，實際這在年代是有問題的。「幾何印紋陶文化」始自新石器，興盛於商周時期。由於雲貴高原所知的新石器文化遺存仍然較少，認識也還有限。俞偉超認為，四川盆地的青銅文化一部分就來源於雲貴高原的文化(另一部分來自岷江上遊)。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文化基本未見，晚期以雲南的白羊村文化為代表(距今約4200年)。在洱海、滇池地區的這些遺存，表明這裡是稻作農業的文化。在西藏昌都，發現瞭卡若文化，距今5300─4000年，除瞭舊石器外，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是一種以粟為主要經濟的農業文化。古史記載，這裡是遠古時期的荒蠻之野。百越諸民族系統當起源於嶺南及東南沿海遠古文化基礎之上。

5.北方遊牧與漁獵文化區

考古學文化的區系劃分，通常將興隆窪──紅山文化劃入北方新石器文化區，而將黃河上遊劃入西部文化區。從域和文化的角度分析，這樣的劃分是有充分依據的。考慮到經濟文化類型的因素，我們將上述二區分為燕遼文化區和甘青文化區。包括河套和長城沿線地區，後來相當時期，都是遊牧民族的舞臺，農牧業交替發展，構成「華夏文化」的邊緣。東北北部、蒙古高原、阿拉善平原和塔裡木盆地東緣等地區，普遍分佈著以細石器為代表的考古遺存，陶器和磨制石器始終沒有得到發展。在黃河和長江流域的農業已經相當發達時，這裡仍是以采集、狩獵為主的經濟形態。關於中國細石器文化的分佈及特點，賈蘭坡先生已作過精彩的分析，無需重復。至少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末葉，華北地區已出現瞭典型的細石器。中石器時代的遺址，如山東沂源鳳凰嶺、河南許昌靈井、陜西的沙苑、內蒙古的紮賚諾爾等，細石器的傳統都比較發達。隨著農業的發展，黃河流域的細石器消失瞭，僅在紅山文化及長城沿線有所保留。在北方和西部草原地區，細石器普遍延續到金屬使用以後，說明細石器在遊牧區和漁獵區盛行的時間較長，且於華北地區有密切的淵源關系。在蒙古草原和新疆等地，由於細石器的遺存多暴露於沙丘之下，斷代相當困難。這裡僅以黑龍江為例，將東北北部的考古學文化作一介紹。據《黑龍江古代民族史綱》的歸納，這裡的新石器文化可分西部銅缽好賚文化、中部昂昂溪文化和東部新開流文化。其中新開流文化距今6000年，是典型以漁獵為主的文化，有磨制石器、篦紋陶和細石器共存。昂昂溪文化的農業有一定程度的發展，而銅缽好賚文化則是以狩獵為主的遺存。關於這些更為邊遠地區的文化(相對於中原中心)，倘若不是藉助於考古發現，毋寧說我們根本就沒甚麼系統的認識。在古史傳說體系裡，也難以落實。

（三）討論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還有必要分析一下經濟類型,中華各民族的發展，呈現出東西兩大部和南北三帶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總特點。

這東西兩大部和南北三帶民族統一的過程，也就是統一多民族中國形成的過程。所謂東西兩大部，是指面向海洋濕潤東南部農業區和背靠歐亞大陸的廣大幹旱牧區，在牧區中有小塊河谷與綠洲農業的西北部。所謂三帶，就是秦嶺─淮河一線以南的水田農業帶，此線以北至秦長城以南的旱地農業帶，和秦長城以北的遊牧帶(包括漁獵和畜牧)。這三個經濟帶，也是中華文化與民族起源與發展地域空間。公元前3000─前2000年間，是中華文化由多元向一體融合的最關鍵時期。我們將這一時期，籠統地稱為「前王朝古國文化時期」。由於農業和其它生產技術的進步，社會財富的積累空前迅速。從考古發現看，這一時期，是一個經濟文化發展迅速的時代，同時也是社會結構深刻變革的時代。首先，貧富分化、社會分層加劇，於是，出現瞭凌駕於部落成員之上的貴族(常為軍事首腦)。戰爭與土地兼並成為國傢孕育的酵母，一方面造就瞭最早的國傢管理者，另一方面造就瞭國傢機器本身。原有各部落與部落集團逐漸打破部落與地域的界限，因之，考古學上所見到的現象是：文化上呈現出強烈的統一趨勢。具體而言，起源於以泰山為中心的海岱文化逐步統一瞭黃河流域、長江中下遊和燕山南北地區，形成瞭山東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後期)、紅山文化(後期)，使上述各區系的文化特征都有瞭「龍山文化」的面貌。雖然仍有地區性特點和差異，但統一的趨勢已經完全顯露出來。故，考古學者將這一時期概括為龍山文化形成期，也有學者直接稱為「龍山時代」。

2b2e72662d4c84d04f15e17d7bcfe8a0黃帝

神話傳說中，黃帝戰勝炎帝、兩昊蚩尤，堯舜禹戰勝三苗等驚天動地的戰爭，就反映瞭當時部落集團間的兼並事實。中華大地上，由多區域文化並行發展的新石器文化，在此一時期被反覆碰撞、融匯與吸收、涵化，加速瞭以中原為中心的夏王朝的最後形成。所以，中華文化是多元起源，而中華文明卻是在中原最早出現。最近幾十年的考古新發現，使我們對中華文明最終形成的過程有瞭清晰的認識。考古學昭示，在青銅起源與文明初曙時期，燕山南北、黃河上遊、長江中、下遊本來是與中原齊頭並進，有的甚至走在中原的前面。正是在這些四面八方的先進文化匯聚於中原、各部落集團融合的基礎上，才形成瞭夏人、商人、周人，先後建立瞭夏、商、周三個王朝，復經春秋戰國的民族大遷徙與大融合，形成瞭穩定發展的華夏民族。華夏民族在中華民族中首先形成，是以炎黃部落集團融合為核心，不斷融合兩昊、三苗及其它各部落集團的一部分，吸收四方先進文化大融合的結果。從華夏各部分來源來看，與四方各民族都有共同的淵源聯系。四方各部落與部落集團，都有一部分分化出來，進入華夏形成的過程，大部分仍沿固有文化傳統繼續發展。當然，在其發展過程中，也不斷吸收鄰近各部落與部落集團的文化與成分，發展形成為邊疆各民族。同時，華夏民族在形成發展過程中，也不斷有一部分分化出來遷徙到邊疆，融於當地各族之中，成為當地民族的一部分來源。中華各民族形成發展的這種一方面是融合，另一方面是分化的特點，一直可追溯到起源時代。這一特點，對中華民族後世歷史的發展影響至為深刻，此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緣故。

（四）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分為四個大的歷史時期(或階段)，即起源時期、元典時期、發達時期和近現代時期。起源時期，從中華大地上有人生活算起，重點是萬年以來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所孕育而成的中華文化，中華文化的「原質性」於此已經顯露出來。元典時期，即夏商周以來的文化。此一時期，約當於西方的希臘、羅馬時期。此一時期是中華文化主體鞏固與進一步發展的時期，至秦漢時期而締造瞭統一的多民族的帝國。發達時期，主要是指隋唐以後，此時期，中西文化的交流進一步廣泛開展起來。近現代時期，則是指自19世紀以來的現代中國時期。我們的研究側重主要在元典文化時期及其以前，同時也註意到現代以來的文化嬗變。中華文化的起源與形成主要是在元典文化時期以前。中華文化的特質於此時期內明顯地表現出來。中華文化的起源與形成基本上是自成體系的，它有一個「自組織」的系統，其文化的進程與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許多學者都註意到瞭這種差異，並加以總結。如，張光直等說中國文化屬於連續的，而以歐洲為代表的文化則是斷裂的，一種文化、思想乃至制度取代另外的文化、思想及制度。我們認為，中華文化是屬於「交融型」或稱「和合型」，是連續的。我們將中華文化的這個特質稱為中華文化的「原質」。正是中華文化的這種原質，才會有神話的融合與歸納。「古史辨派」的「層累說」，基本上是對的，說明多元融合的事實，即多元的祖先融合為一體。各部落集團融合後打亂瞭原有的神話系統，將祖先神進行瞭「歸納」。當然，「古史辨」的疑古，已為上述考古材料充分證明，是必須加以修正的。也由於中華文化的這種特質，所以它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大一統」思想的主導地位。在中國，從歷史到今天，講大一統是民族大義。從文獻看，至遲戰國時期，各傢各派都主張大一統(隻有墨子主張回到「小國寡民」，是個例外)。關於這個特點的認識，除瞭從中華大地的地理結構(所謂「海中地」)來分析外，更應著眼於中華文化的這個交融性傳統。另外，與「大一統」思想相伴隨，中華文化還有另一個特質，即中華文化的「兼容性」，這是一個次生性特質。如果僅僅具有交融性，並不能完全反映出中華文化至今仍然多彩斑斕的原因。而有瞭這個兼容性，就可以在統一的思想之下，兼容並包各族群的不同文化特點。《禮記•王朝》即已闡明，華夏、夷蠻戎狄不同的文化、風俗、語言，是地理與歷史特點不同決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多民族的「大一統」，必然是「修其教不移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這種多元的統一，才能保障統一的鞏固與發展，而不是搞「文化殖民」或「文化沙文主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十四史」的確定，不以「民族」為限，而以「大一統」為根本標準，反映瞭中國獨特的「正統觀」。西方強調文化「熔合」，所以美國早年的民族政策就有過「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所謂「A+B=A」。這樣的「文化吞並」思想從來沒有成為統治中國的思想，盡管漢文化的主體作用非常明顯，同時也兼容多民族不同的文化，不管哪一個民族成為統治民族，都是如此。這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所不同的第二個重要特征。

三，胡錦濤談中華文明

4月21日中國國傢主席胡錦濤在美國耶魯大學發表重要演講，介紹中華文明。中華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終沒有中斷、連續５０００多年發展至今的文明。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深深影響瞭古代中國，也深深影響著當代中國。現時代中國強調的以人為本、與時俱進、社會和諧、和平發展，既有著中華文明的深厚根基，又體現瞭時代發展的進步精神。——中華文明歷來註重以民為本，尊重人的尊嚴和價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國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地之間，莫貴於人”，強調要利民、裕民、養民、惠民。今天，我們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堅持發展為瞭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關註人的價值、權益和自由，關註人的生活質量、發展潛能和幸福指數，最終是為瞭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仍是中國的首要任務。我們將大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權，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使１３億中國人民過上幸福生活。——中華文明歷來註重自強不息，不斷革故鼎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是中國的一句千年傳世格言。中華民族所以能在５０００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歷經挫折而不屈，屢遭坎坷而不餒，靠的就是這樣一種發憤圖強、堅忍不拔、與時俱進的精神。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表現出來的進取精神，在建設國傢中煥發出來的創造熱情，在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中表現出來的頑強毅力，正是這種自強不息精神的生動寫照。——中華文明歷來註重社會和諧，強調團結互助。中國人早就提出瞭“和為貴”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諧、人際和諧、身心和諧，向往“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今天，中國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建設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實現物質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機統一。中國人民把維護民族團結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把維護國傢主權和領土完整作為自己至高無上的使命。一切有利於民族團結和國傢統一的行為，都會得到中國人民真誠的歡迎和擁護。一切有損於民族團結和國傢統一的舉動，都會遭到中國人民強烈的反對和抗爭。——中華文明歷來註重親仁善鄰，講求和睦相處。中華民族歷來愛好和平。中國人在對外關系中始終秉承“強不執弱”、“富不侮貧”的精神，主張“協和萬邦”。中國人提倡“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主張吸納百傢優長、兼集八方精義。今天，中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來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的發展來促進世界和平。中國堅持實施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真誠願意同各國廣泛開展合作，真誠願意兼收並蓄、博采各種文明之長，以合作謀和平、以合作促發展，推動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一脈相承，從茹毛飲血的遠古時代，到封建文明極度繁榮的明清時代，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瞭無數的輝煌與成就，也經歷瞭無數的苦難與挫折，數不清的英雄豪傑、文人志士在歷史的長路上留下瞭自己的足跡……四、中華文明史基本特征（一）悠久性中華文明史源遠流長，若從黃帝時代算起，已有5000年。有學者指出，中華民族有“三十萬年的民族根系、一萬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國傢史”。舉世公認，中國是歷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二）持續性中華文明自從產生以來就持續不斷、一脈相承的發展到現代。這是最基本的特征。世界文化，支脈很多。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等兩河流域文明以及古美洲瑪雅文化等早就夭折瞭；曾輝煌一時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也經歷瞭中斷發展，長期湮沒無聞的厄運。然而在漫長的歲月中，中華民族雖屢經曲折磨難，甚至幾臨傾覆消亡的厄運，卻一次又一次地哀而復興，蹶而復振，巍然屹立於世界的東方。華夏文明五千年來綿延不絕，並且代代都有偉大的成就，這是決無僅有的世界奇跡。（三）兼容性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華文明正是在不斷吸收、消化各族文化的過程中興旺發達起來的。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華民族充滿自信，非常開放，氣勢恢宏。 中國歷史上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排除異端的宗教戰爭，世界三大宗教都能在中國大地上傳播。千百年來，西方的各宗教始終未能征服我們這個民族的頭腦。這是世界史上罕見的現象，也是中華文明兼容性很強的緣故。 歷史上任何外來文化出傳入中國，最終還是被中華文化所融合，成為頗具特色的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如古代的佛教，現代的馬克思主義，都是外來文化的典型。所謂“夏夷之辨”，並不是按人種、血統來劃分，而是按文化來區分。你隻要接受我們華夏的文化，你就是華夏子弟，當然你是中國人。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民族融合中發展壯大，中華文明也是在不斷地兼收並蓄中輝煌燦爛的。總結語：吉林大學已故的著名哲學理論傢高清海教授指出：“哲學”是民族之魂，哲學標志著一個民族對它自身自覺意識所達到的高度和深度，體現著它的心智發育和成熟的水準。一個社會和民族要站起來，經濟上的實力是必要的基礎，然而這並不是關鍵，關鍵在於首先要從思想上站立起來，一個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黃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為主宰自己命運的主人。當今中國社會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它內在地要求人們從理性的高度來判斷中國社會的歷史方位，澄明社會發展的價值前提，反思未來發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說，創建當代中國哲學理論，乃是中國人反思自己的生命歷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尋找自己未來發展道路的內在要求和迫切需要。